我的人生五次转轨

一、大学学的是历史，一毕业就改行当“政治助教”。这是第一次转轨，是光荣转轨，当时教政治课是党的培养，是接受党的挑选。入了党，高高兴兴地去北京学马列。

已经结婚，孩子就要出世，工资低，负担重，两年没有回家。家庭、个人完全服从组织需要。努力学习，回来立即单独开课。

1956年26岁就升为讲师。目标明确，争取1962年达到苏联的“副博士”水平、升为副教授。

二、谁会想到1957年大难临头，作为党支部副书记带头“鸣放”，被划为右派，开除出党，预设的前途成为泡影。1958年不准讲课，被“贬”到历史系当一名资料员，那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这是第二次转轨，是受处罚，只许“夹着尾巴做人（？）”，是被迫转轨。

只能立足当下，努力去做。但不服输，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学的是真马列，要用马列理论写论文；我有能力，可以写出别人不一定可以写出的论文。在资料室里，有很大余力，选定方向，闯开“福建地方史资料”的新局面，也为研究地方史做了准备。白天在系里干活，晚上回家一定要看书、写作。即使再苦再累，也要写上几百字，不断积累，集腋成裘。1958年底开始就用笔名发表论文，1959年又发表了几篇。至今没有人知道，也很难相信，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评述十年来全国地方史研究的文章居然是我写的。

1961年“摘帽”，尽管名义上还是资料员，但实际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大热天，在同文路宿舍的水沟旁，用椅子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摇着小扇子，一边写稿。1962年出版第一本小册子《林纾与“林译小说”》。在文革之前，已经写出《厦门史话》初稿。

三、1966年开始文革，不能做学问了，书不能读了，天天打扑克，混日子。挨斗，进牛棚，下放。第三次转轨。大家同命运，不只是个人问题。在大队，工作不错，在公社，成为一枝笔杆子。以苦为乐，自得其乐。准备从此老死农村。想不到两年就被调回厦大。

四、1972年回校居然让我教书，这是第四次转轨。是组织上的恩赐，是个人的幸运。还有许多人留在农村，眼睁睁地看着：“为什么右派先调回去？”

在文革期间，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写书，那都是“臭老九”的“个人主义”。学生写文章，大多是毛主席语录的堆积，少了，不突出政治，多了，“战斗性强”，可是，那是文章吗？为了不误人子弟，用红笔批改，有的学生写不成一句没有错别字、没有语法错误的文章，连标点符号也要改。教师没有地位，工农兵学员才是“斗批改”的主力。

1979年迎来了“改正”，恢复了党籍。年底调任学报副主编，有了“安排”，这也算是一次小转轨。连续出版了几个小册子，有人说我“因祸得福”，我说，“一祸22年呀，你要试试吗？”在学报上发表有争议的文章，接着又发表刚刚平反、被戴过“反革命”帽子的教师的文章，引起“左”先生们的一阵躁动。但他们神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五、1984年调到台湾研究所，这是第五次转轨，是自愿转轨。不想当干部，只想做研究，相信自己能写出一点东西。先是研究台湾历史。没想到1987年两岸开始交流，自己当上所长。为此，不得不在台湾研究领域中再来一次转轨，从研究台湾历史，转为研究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有捨才有取。捨去多年研究的历史，改行研究政治，这要有一点决心。想好了，立即动手做。

20多年了，如果没有这次转轨，在对台研究方面的作用一定会小得多。1994年离休返聘，在原有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至今从未中断。许多成果是在离休后做出的。检视自己的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针对台湾、大陆、海外不同的观点提出商榷的。我喜好“不同”，把不同意见视为自己的财富，在“破”对方的论点中，“立”自己的论点，新意、创意就出来了。

庆幸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2001年《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受到党中央的肯定。这对曾经被开除出党22年的我来说，犹如天渊之别，但却是真实的人生。

活了80年，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概括地说：

做事：立足当下，选定方向，不断积累，喜好不同；

做人：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发挥所长，自得其乐。

作者附言：

今年我80岁了，在本院年青教师会上讲了我的人生五次转轨，有人要我写出来。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走过坎坷的道路，我们都希望下一代不必再走。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经历和经验对你们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让你们知道上一辈人的艰辛，也许会有所触动，有所思考，万一在某一点上可供借鉴，我就满足了。

但我要强调，我不希望你们走我们的老路，不希望用前人的标准来要求后人，你们应当闯出自己的新路。

不过，在学术的道路上，“轻松”是最大的敌人。你要活得轻松，我不反对，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活法。但学术是不欢迎轻松的，“学术与轻松无缘”，不知你们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