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北京下大雪，特别冷，至少在身体上感觉不倒什么地球变暖。最近，周围的中国朋友在MSN、E-mail、BLOG或者饭局上经常聊到天气。我发现2009年以来，大家对“气候”的关注度大有提升。

“气候”则是2009年的关键词之一。它的魅力在于“多角度”，即不管是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大学生还是文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和立场谈观点。环保是无国界的。

正因为牵涉到人类社会所有人的利益，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才变成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去年年底，我几次参与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讨论。11月18日，在FT中文网2009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我主持了“圆桌讨论：哥本哈根前瞻”；12月26日，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上，站在日本人的角度讨论了“控制碳排放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用主持人胡一虎的话来说，是“哥本哈根的北京版”。

关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COP15）”所取得的成果和被保留下来了问题，国内外人士已经讨论的不少。峰会结束至今已有一段时间，但总结的话也不晚。我就站在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立场，从比较宏观的、大局的角度去总结出8点：

1. 结局显然不是令人满意的，只是在部分国家之间，大多数国家、地区不赞同的形势下达成了政治共识——歌本哈根协议（重申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得多于摄氏两度目标等），没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只有共识，却无约定，只有呼吁，却无回应。对此，西方媒体尤其冷漠，中国则高度评价。然而，这一结果也预料之内，情理之中。

2. 世人不要过高看重“COP15”本身的意义，它不过是谈判的一环节而已，真正的“折腾”已经开始。“2010”是个关键年。12月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COP16”会议上，各国之间必须携手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后京都”条款。哥本哈根协议要求各国2010年1月之内提出减排计划，在一年之内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在2012年之后取代《京度议定书》。

3. 各国之间的“不协调”意味着，“环保”是21世纪最大的政治，其“血肉”程度决不亚于裁军、贸易战、意识形态、地区合作等其他领域。围绕气候变化的谈判是典型的权力博弈，各国依靠的无非是话语权、国家实力以及外交水平，充满着“现实主义（realism）”的味道。没有一个国家对环保说“不”，因为它的性质不是你死或我活，而是全赢或全败。但涉及到具体谈判，各国仍然站在自己的利益试图占便宜。气候谈判考验着各国能否本着多边主义调和“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必将是个漫长过程。

4. “最大赢家”无疑是中国。中国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挥了发言权，参与了协议起草，显示了存在感，“漂亮”地保住了本国在此议题上的利益。之所以说中国比美国更赢，是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表现得最差，气候谈判很难推进原因在于美国不承诺，不行动。作为排放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减排目标和出资都不如欧盟和日本。日本和欧盟各自承诺到2020年时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和20%；美国则到2020年时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在未来三年，发达国家承诺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其中日本出资110亿，欧盟出资106亿，美国出资36亿。

5. 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发言权”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要弄清的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共同而有区别”。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发展国家和其他广泛贫穷国家能在同一标准、平台上对比吗？显然不公平，不现实。不过，此次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尽量在“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的率领之下相互团结，向发达国家施加压力，进行批评。而被认为“产业革命以来不断恶化环境，却没有承担相应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需要认真反思一点：说服发展中国家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对于“发达国家同意在2020年前每年集资1000亿美元，协助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承诺，广泛发展中国家显然表示不满，觉得根本不够，与发达国家的责任义务不相配。

6. 今后，气候谈判能否奏效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未来潜在的超级大国，又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和第一国家，在“大国游戏”依然，甚至重新覆盖国际政治的时代，两个大国（G2）不达成共识，主动表示承诺，积极行动，这一谈判一定不成功。前提是，美中之间也应该采取“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作为“事前”实现工业化，恶化环境污染的发达国家，必须率先承诺，行动，否则“事后”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有理由不承诺，不行动。只有美国动，中国才会动。中美应该建立“行动对行动”的原则。

7. 以务实的谈判艺术成为峰会上最大“赢家”的中国，实际上应该饱受争议和指责。中国主张“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做好承诺，把指责的矛头投向中国很不负责任”，在我看来是有说服力的。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另一方面在达成哥本哈根协议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展现了大国风貌。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能永远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说“负责任大国”，另一方面说“发展中国家”的解释方式已站不住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永不放弃”，但对协调国家利益的谈判“绝不妥协”。这一思路充满着被政治化的辩证和被商业化的中庸。

8. 最后谈谈日本。日本是气候变化议题上公认的“领跑者（pace-maker）”。在牵涉到国家利益的外交谈判上，其表现却相当糟糕。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主席国，实现良好“继承”无疑是日本的责任需求。况且，纵观日本21世纪的对外战略，“环保”是少有的外交筹码，是在国际社会上提高发言权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必须认真把握。鸠山由纪夫冒着一定的国内风险，受着来自经济、产业界的巨大压力，提出了当前世界最高的减排目标，提供了最高的援助金额。这一努力本身值得给于高度评价。问题是，在哥本哈根的多边会议上，几乎没看到日本的影子。结局表明，日本是“最大输家”。因为，付出最多，索取最少。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