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76年10月8日这一天上海的情况，徐景贤后来在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里边做了这样的描述。这天上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呢一个都打不通。最后他们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电话当中，房佐庭还传回来了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徐景贤等人立即意识到形势非常严重。下午五点钟左右，徐景贤主持召开了上海市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会上，徐景贤说，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事了，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10月8号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启才说，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周：马天水听了以后吧，态度很不好，就是他跟中央的决定吧，就是对抗，他几次提出来对“四人帮”要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到会的政治局同志，包括主要领导同志对他这个错误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然了也讲，也对他进行了教育，周纯麟也发了言，对他进行了批评，也进行了劝告，但是他当时的态度并没有转变。

就是坚持作为党内问题处理，谈的时间也不短，华国锋呢，这是下午嘛，华国锋看了看表，看他这个态度吧，说今天就谈到这吧，说你回京西宾馆，指马天水啊，立即给徐景贤打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明天到北京来。然后叫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天水书记到京西宾馆，向我递了个眼色，我当时理解呀，就是让我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不然因为用不着我送，我这么想，这是当时我这么理解的，我点了点头。我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他一上楼，我也跟着他上了楼，他上楼一进他这个，他是住的大套间吧，一进他这个房间的门，就跟秘书讲，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秘书很快就接通了徐景贤的电话，我这边听到的只有马天水（说话），他说啊，我是老马，中央决定你们到北京来，有事来谈，那边呢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也，我也不能靠得太近，马天水这边答了一句，说很好，那边呢又想问话，马天水说，等到北京见面再说吧，他就把电话放下了。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报告了汪东兴和华国锋。

实际上，就在马天水奉命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之前，上海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一场武装叛乱箭在弦上，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到一片血海之中。

 10月8日晚上8点多 ，徐景贤赶到上海康平路常委学习室，发现这里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随后不久，他们从各种渠道得到确切信息，北京出事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已经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徐景贤主持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会议主张把上海民兵拉出来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徐景贤等人还具体讨论设立指挥点和分工问题，之后，徐景贤亲笔写下了第一个手令，那就是“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接着徐景贤又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二人进京，这一举措让上海的武装叛乱部署工作一时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10月9日，徐景贤，王秀珍到了北京，参加了打招呼会议。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把这个整个过程吧，把“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罪行，在打招呼会议上都讲了，他们感到大势已去啊，就是不敢再那么抗拒中央，那等于以卵击石。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驻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确定，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带领工作组去接管上海。而在这天晚上，上海正在筹划停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

最后中央找（徐景贤）他们开会的时候啊，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对他们也讲了中央的政策，也进行了教育，当然也提出了要求对他们，就是要稳定上海，这个一些要求，他们就表示回去以后一定把中央的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的决定，认真传达，包括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表示说是回去认真传达，王秀珍在会上还，都散会了，还站起来还哭了，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还揭发了吧，所谓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所谓问题吧，都不是主要的东西。

1976年10月20日，中央工作组成员正式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上海的局势得到迅速控制。10月25日，中央发出通知，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任命苏振华等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1977年1月19日，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正式成立，上海问题得以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