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公应该不是律师的错

郭恒忠

    大概这是古今中外的创举了。两年后，重庆法院将全面推行法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即是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不再作为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的提名人选。据说，此举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

    应该说，从制度上入手，制定一些严厉的禁止性条款，排除人为干扰，对保障司法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最高法院出台的一些措施，针对离退休法官和法官的配偶、子女，设定禁止性条款，是有一些收效的。但是，特别强调特殊关系的律师，如果上升到有碍司法公正的层次上去，就是我不敢苟同的了。就如重庆法院的“单方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花拳绣腿的做派，不排除做表面文章的嫌疑，毕竟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指望禁止法院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即是杜绝人情案和内外勾结运作案件，不是我悲观，这恐怕于事无补。就重庆这次打黑，高院领导层面落马的张弢和乌小青，其腐败也不是因为配偶、子女是律师，而是因为法院本身有诸多“黑洞”和“潜规则”。

    这些个所谓的“黑洞”和“潜规则”，也非仅仅存在于重庆法院，毫不夸张地说，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各个法院内部。比如说，当地领导的电话和“条子”，某些带有运动色彩的集中打击一类的定调，其干涉的力度往往是法院招架不了，且是不能招架的。在法律尚不能基本得到尊重的大环境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不能有效保障的境况下，妄谈司法公正无疑于痴人说梦。最近重庆“打黑”，确让民众麻木的心灵有了一丝震颤。可是逐渐被透露出来的“非人待遇”的说法，如果一概说成是被告人脱罪的伎俩，不经法医鉴定，不向律师出具证据，不经证人质证，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小而言之是那些涉黑的罪犯判刑轻重的差异，大而言之却是对国家法律的蔑视和践踏，导致了公众对法律信仰的疏离，

    有人说，黑社会十恶不赦，咋判也不冤枉他们。固然，他们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即使他们该杀，也要依法办案，至少杀他个口不服却也心服。在前，曾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掉一个”的说法，非常时期谈不上法律，强权人物以个人意志“替天行道”，也就无所谓什么司法公正了。而社会走入法制轨道，有法可依了，执法者就要严格依法办案，唯有念念不忘这一“紧箍咒”，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司法公正——如果说法律本身就是公正的话。汉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有言，“廷尉，天下之平也”。只有掌握法律的官吏严格依法行事，司法才有可能实现公正。关键是执掌司法大权的人靠得住。

    要保证选的人靠得住，就只有从制度设计上入手，在权力上有所制衡，特别是司法权力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官官不能相护。要使得执法者没有漏洞可钻，一旦钻了漏洞就会身败名裂，恐怕胆敢涉雷区者也会逐渐寥寥。而当下的弊端，是执法者的权力太大，所谓的制衡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即便他们把洞打到了地球的那一边，有关监察监督机构也视而不见，甚至信口雌黄，糊弄质疑，相互袒护。如重庆高院的张弢，以法学博士身份挂职留在市高级法院做了副院长，违规操纵执行案件，若不是钱峰空降过去纠察，恐怕张弢也不会这么快就落马了。而乌小青就是为情人律师操盘，把自己的法律信仰和职业道德系在女人的裤腰带上了。我在想，乌小青的瞒天过海之术怎么那么高，法院的纪检部门和其他法官就没一点耳闻么？

    当然，我不否认重庆法院“单方退出”机制的积极作用，而且也认为必要的回避制度也是应该有的，但在目前境况下就拿律师做文章，似乎律师成为重庆司法不公现实状况下的罪魁祸首，大开杀戒，排除不了运动式的政治秀。另外，这项制度的实施多少有些不靠谱，“单方退出”的结果或有可能是虎头蛇尾，或有可能是掩耳盗铃，做法院领导的照旧做他的领导，做律师的依旧做他的律师，只是律师可以转移外地，并不妨碍他们或明或暗操纵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