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9日播出

教授卖大米

从腰鼓队到卖大米，农大教授何慧丽下乡，要让农民学会合作

这个世界已经让农民想，什么让我赚钱，谁就是老大。我没有办法。

从下乡时的激情澎湃到如今的沉着平静，她的变化比农民更大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跟谁斗，我们在跟这个社会的舆论在斗。

最初知道何慧丽是在2003年的年底，和一大批下乡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相比，何慧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北大博士头衔和挂职副县长的头衔。这两个头衔碰撞会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到底是实践者的改变还是农民的改变 如今时间走过了三年，我们也想去看一下何慧丽模式的乡村试验到底改变了什么。

2006年10月14日晚 北京 乌有之乡书店

几位农民和几十个北京市民坐在这里讨论“购米包地”的事。包地的是北京市民，有教师、有商人、有学生，种地的是河南兰考县南马庄村村民，种的是无公害大米。

2006年国庆，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来了一队戴着小红帽的北京人，他们来看自家包下的庄稼地。十月，是这里稻田收割的季节。何慧丽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

曾子墨：这次十一，去到南马庄村有多少人。

何：二十多人，当然也有我们的大学生，也有长期的志愿者，那么这次购米包地的只占一半，还有一些没有购米包地，想购米包地的人，一共是22个人。

曾子墨：购米包地的人到当地主要看些什么呢？

何：他看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到自己的田间地头去看自己的大米

同期：张支书：特别是被包的这些农户 特别的激动 因为头天晚上我布置了说 要是说北京谁包你的地 晚上他就住在你家 他把家里就提前收拾得干干净净

毕总：我包了十亩地

产多少米呢

十亩地产多少米现在还未知 预期产量应该是在每亩在六百到七百斤左右

2005年关于何慧丽最多的报道是教授卖大米。何慧丽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在河南兰考县做挂职副县长，指导当地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农民合作了要发展经济，注册了无公害大米，要卖出品牌。2005年，大米终于在何慧丽的奔走呼吁中卖得差不多了，2006年何慧丽干脆组织了城里人直接包下乡下的地，地里长多少，包地人买多少。

   曾子墨：具体怎么做呢？

何：就是减少中间环节，让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我们的主导思想，具体就是 比如说何慧丽是种地的，您是要吃大米的，你想想，你的亲朋好友加上你们家也许一年能吃半亩地，半亩地呢就是三四百斤大米的产量，包半亩，这样呢你先预交一百元的定金，那么何慧丽家就给你种了，在我们家的那个地头上就写着你的名字，生产者何慧丽 消费者曾记者，就我们这样，其实让农民在种地的时候想着，不要再担心种了好卖东西卖不出去，至少曾记者是不会亏待何慧丽的，那么至于赚不赚它是有比较，就跟不是这样的，他就知道他这个消费者已经找到了，是曾记者，这样呢他就会很认真的种，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

听说包自己地的北京人要来看庄稼地，南马庄的人欢欣鼓舞，因为地里牌子上的名字，他们和北京有了特殊的关系。今年春天，得知何慧丽给联系了几十个北京人要包村里的地，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协会的成员争相要求承包自己的地，这样就解决了卖米的难题。村支书张砚斌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

曾子墨：那谁的地会被包，谁的地不会被包，村民之间会不会争吵 闹矛盾。

张：有，也有不同意见，为什么包他的呢，包他的保证能卖出去。

曾子墨：是啊，你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呢？

张：那当时我 有一个总的原则 就是必须是成方结块的，你不能说北京市民来看，好了，这块地在这，那块地在那，村里边有的是柏油路 那地里边全部是泥泞路 就没法看，那我们总体一个要求就是说必须是每个地块，密度越大，就是挨着的农户都参加无公害大米协会了，就本着这个原则，但是在旁的村可能不好操作这事，因为我们村毕竟农民已经很听话了吧，对干部啊，对协会的领导大家都很理解，都很认同。

承包农民土地的事情也并不新鲜，一年前就有报道，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些市民和当地农民签协议，按他们的要求种庄稼。不同的是，他们可以随时到自己的庄稼地视察。而包了南马庄土地的北京市民是在收割前才见到了自己的地。

曾子墨：那一个在南马庄村 一个在北京 大家隔得这么远 怎么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我怎么知道我给了你这一百块钱 我一定能够拿到米。

何：在以前你这个问题是个争论题，现在因为南马庄已经搞了两年的组织，所以说我们有组织保证，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人与人的这种友好关系的保证，而不再是我随便种，因为反正市场是看不见得手，我也不知道这米卖到谁那去的 所以我想这是两个保证，再加上第三个保证就是说呢，他们确确实实经过这三年的熏陶，他们还是把握了一些知识，另外呢就 是说这个无公害的这种文化，还有我们合作的文化也深入他们的心田，这样我想有这样三方面的保证，总比那我们没有搞实验，农民没有搞合作总比那样去强。

曾子墨：那组织能够保证说我交了一个定金就可以拿到大米，那能够保证从农民的方面来讲，他这个大米最后消费者一定会要吗？

何：我们当初设计这个合同这样考虑，如果你不要，比如你出国了，或者你突然变了想法，你不想要，但你已经给了他一百，我们当时算的是，种无公害大米和一般的大米大概就是损失就在一百块左右，所以说如果你不要了，你一百已经给了他了，这是一个底线。

在何慧丽的奔走下，终于有79个单位和个人包下了南马庄145亩地。在这次北京市民兰考看地活动中，张砚斌把自家的谷子提前打了给北京的客人吃，结果一只把包地机会让给别人的张支书家的地这次也被包了出去。因为没有市场环节，只有靠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的自律来保证他们的大米是货真价实的无公害。

曾子墨：那等大米生产好了，我作为这个包地的市民以什么样的价格来购买这个大米呢？

张：当时我们是这样定的，按市场的价格，另外呢是叫上两个，最少两个三个，北京购米包地的市民，然后再叫上两三个像何老师温老师这样中介的专家，再来两个三个我们购米包地的农民在一块开一个座谈会，一个听政会然后来定一个价格。

曾子墨：那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包了地，其实我购买的是一个不知道价格的东西，我怎么知道到时候你们这个听政会不会漫天要价呢？

张：那叫着双方面的人那就分头各自说各自的情况，你说的可能就是一个北京消费者说的话，那我们农民就会说那现在我们市场上新米的价格是多少，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再给大家说我们的这个按照这个标准，减产了多少，我们为了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呢，我们不用那么多肥料，减产的这部分要加一点，要加上，保证我们的收入，不比，最起码说不能比这个没被包的低，这是个标准。

曾子墨：但很多人还是觉得购米包地它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不适宜规模化，因为如果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农民，大家彼此之间都直接来这样做的话，时间精力，整个耗费的成本其实要比超市里面等于还是要贵。

何：有人说要比超市便宜，这样才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有人说必须比它贵，有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就专门找我，说这套方式其实是很时髦的符合这个中上等人的消费这种理念的方式，所以说你必须贵，而且还不能贵得太少，总之大家意见不一，这个事呢我们在价值听政的时候，我们会在大家的意见上形成一个统一意见，反正是试验，试着试着没准一种又符合农民赚钱的，又符合消费者实际需要的，又符合我们知识分子想让城乡和谐互动的也许这么一个模式会这么发展出来吧

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开封签了协议，选7个博士生到地方挂职锻炼，农大副教授何慧丽是其中一个，她去了焦裕禄的故乡兰考县做了女副县长。此后的“教授卖大米”、以及“购米包地”都是这个副县长的乡村实践。

曾子墨：去兰考的时候，给自己设立目标了吗？

何：我当然设立目标了，你比如说我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让自己成长，＃这个目标是随时随刻都在达到，但是另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想满足地方的政府对我的要求，还有当地农民对我的期望，这个是比较难达到。

曾子墨：地方政府给了你什么要求，农民又对你有什么期望呢？

何：按道理我们下去挂职，领导说你是锻炼来的，很客气，其实有许多要求我们都没有，但是呢基本上是，比如说高校的科研能不能转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招商引资，因为在2003年招商引资还是地方政府乃至乡政府，甚至是村干部必须要干的一件事情，招商引资是天字号工程嘛，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差，所以我非常苦闷，我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因为基本上来说呢我每干一件事情都希望干得最好，但是招商引资这个事，我发现我非常难以达得到。

    这一年秋天，兰考两个乡16个村遭遇洪灾，县里要求领导干部下乡做动员，却劝说何慧丽不要去。说白了，是不带她玩儿。关心灾区的何慧丽只好自己租了“面的”下乡。此后她只好改变思路。

何：我在2003年，我想顺着主流给我的要求招商引资，我其实碰了许多钉子，但是我还是想做事，所以说总结了教训，我就转而我就天天待到村里。待到村里，当时呢我就在村里物色了一些经济能人或者愿意在乡村建设方面做一些贡献的人，他们也出不去嘛，这样我把他们带着，就到“晏阳初乡建学院”去培训，或者到北京去培训

曾子墨：在晏阳初乡建学院你们具体学到了什么呢？

何：把他们只要带出来就是我何慧丽的一个胜利，＃那么农民在那感受，他会感觉到，第一，确实有一些人是真的爱他们，想替他们做一点事，至于实际效果，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嘛，我觉得农民，就是我带出来的农民，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我们再笨，我们是真心地爱他们，想替他们做一件事。第二个事就是确确实实全国各地的农民聚到一起，他们就会互相地交流，所以说其实无论是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培训还是我们带到北京的培训，最大的收获不是知识分子教给他们什么了，而是他们在一起交流交流，就叨咕出了什么。

一两年前 我唱团结就是力量我都脸红 但后来越觉得这个歌说得就是真理 而且呢它确实非常倾心 人是需要一种叫做高尚的高级趣味的这种东西

    这是在2004年温铁军晏阳初乡建学院中拍摄的一段画面。无论是何慧丽还是参加培训的农民精英，都期望从乡建学院借得火种，迅速致富。培训班一结束，来自十多个村庄的农民精英举着火种回家了。何慧丽试验的几个村也有了合作社。

曾子墨：回到村里面，成立经济合作社，这个过程能给我们讲讲吗

何：你看我们到，我在村子里住了住，我发现像温老师说让农民经济合作起来，基本上比较难弄，即使这些农民到温老师的学院去培训一下，回去也很难弄，因为他人跟人互不信任，他没有合作的文化，怎么会有合作的经济？所以说我在乡下看了看，我想就成立文艺队。

曾子墨：那经济方面的合作，具体有哪些措施和做法呢？

何：伴随着文化合作，当时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他们能够合作起来进行节约开支方面的事情，比如说统一购买化肥，购买农药，购买种子，就开始搞的是资金互助和统购，而事实证明，在这方面，当然也有教训，但经验多于教训吧。

曾子墨：什么样的教训呢？

何：我们在统购化肥中也出了一些事嘛，就是在，你说大家伙要集钱去买，跟人家都谈好的，结果钱还没集上来呢，化肥又跌了，就是说比如说70多个人要联合买化肥，收到30多个人的钱的时候，化肥就又跌了，或者是化肥价格又涨了，总之组织起来是有成本的吧。

曾子墨：那在我们看来，这是显而易见，应该合作起来去做的事情，那农民他们自己本身愿意吗？

何：他们当然是愿意的，但是你知道许多事是我们知识分子搞不清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化肥是可以统购，有一些大家的口味不一样，比较难以统购。

省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得到农民热烈的拥护，他们也再听不下去文化合作的理念，他们要带着赚钱的愿望自己闯市场，这得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传播火种讲起。

姜柏林：咱们现在辣椒有没有品牌 没有 唉哟 你没品牌你能卖出价钱吗 我问你 你说娃哈哈它卖水 你说那水哪没有呀 那为啥它换成罐装了 整成罐装贴上商标 它就可以卖一块钱 在火车上卖三块五

品牌的概念让张砚斌等人的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通过何慧丽和温铁军的帮助得到了农业部十万元的资金资助，加上合作社社员按照每亩20元交纳的会费，南马庄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合作社，注册了无公害大米的品牌。

曾子墨：最初的这个账怎么算的，成本多少，卖多少，赚多少钱。

张：那一开始我们本地的米价是一块五一斤，市场上呢，像类似我们的米，米质类似我们的米的，能包装起来，能包装五公斤的有商标的它们都在两块五六那样，大家都觉得一斤差一块钱，这袋子每斤加上五六分，然后注册商标能用好长时间，土地的监测啊水的监测能用三年，这样大概根据这个，这个数估上呢，也不过一块七毛钱，都加上一块七一块八那样，所以说一下子相差五六毛，大家就这样算这个账觉得能赚钱。

曾子墨：那除了监测 除了这个包装袋之外，其他的成本，不同的地方，你们考虑了吗？

张：当时考虑得也不太深入，那个你包括运输，当时这个想到的是像火车运，或大车运，往北京啊 往上海 不管往哪运，按这个运输费算的，结果呢销量没那么大，你的品牌不是名牌，不是名牌你销量小，你只能少量地运，你少量地运你成本也高，当时算的时候是按大批的算。

曾子墨：运输方面每斤的话能高出来多少成本呢？

张：那一斤我们现在运到北京是一毛六，因为我们运得太少，才运五吨十吨，你像东北他们那些都是用火车，他们一斤才三分钱四分钱就那样。

曾子墨：产量的变化考虑过吗？

张：产量当时这个觉得啊 也根据这个一些教授们来讲，不会减产，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一些书本上介绍，电视里边讲，包括教授讲，按照无公害的标准是不会减产的，第一年其实我们是减产的，减产15％到17％就那样，因为第一年肥料，一亩地，原来都是上七八十斤尿素，氮肥，现在呢我们严格地要求，是在五十斤以下，一般都是上四十斤。这个到最后呢饼肥也没跟上，因为饼肥跟积粪都特别地贵，大家来施肥的时候没有施他么多的饼肥和积粪，导致最后减产15％到17％。

为了种植无公害大米，一次见效的强效农药被替换成了需要多次使用的弱毒性农药，村民们需要拔更多的草，开更多的学习会议，收了更少的庄稼，然而到了销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于是出现了何慧丽卖大米。

这是2005年何慧丽卖大米的一些新闻片断。在当地卖不掉米的农民把大米运到了北京，然而依然卖不掉。

曾子墨：南马庄的农民最初想自己怎么在北京把这些大米推销掉呢？

何：他们拉来以后，想进入正规市场，就是到批发市场，到哪去看，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事实就是，其实呢北京的粮食市场比较混乱，这是南马庄农民调查的结论，比较混乱就是说，其实市场环节不是很多嘛，所以说有一些大米其实是牌子商标和大米是不符的，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北京人都吃东北大米，对黄河大米呢好像是比较地陌生，所以好像拉过来更不划来，就卖不出去嘛，这不一个星期了才卖了一千斤，还是熟人卖出去的。

曾子墨：怎么通过熟人卖出去的？

何：他们，中国科学院有一个他们村的一个博士，那个博士到他们的院里，给领导说了说，领导说，那就给员工们发福利，就去拿了一千斤。＃

曾子墨：那你是怎么参与到直接卖大米的这个事情当中的呢？

何：我直接参与是这样的，郑州那个店子开业，是我策划的，然后开业仪式我去了，在北京这个呢，他们说卖不出去，我就召集了我那一帮知识分子朋友，在乌有之乡书店开了一个研讨会，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农民是真的按照知识分子的理念组织起来了，按照六个统一标准生产出了无公害大米，但是现在卖不出去，各位朋友想想招吧，所以说那第一天就卖了400斤，这是我的一次真实参与。但这次参与好像是为了卖大米，其实也是为了伸张我的理念，就是用行动作学问。

这个书店至今还在卖着南马庄的大米，25元一袋，每袋5公斤。

店员：他们从我们这边送了至少有十批了 对 他们从南马那边拉到北京的话大概有三四批的样子

除了书店，何慧丽还发动农业大学的学生在社区推销大米，通过关系让超市为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开绿灯，免去了占用柜台的费用，然而这一切只销售掉了300多吨大米。而无公害大米协会这一年生产了700吨大米

曾子墨：但毕竟三百吨和产量七百吨是有差距的，而且包了一百四十五亩，剩下还有大概两千多亩，将近三千亩的地，再加上那些单位购买的，能够完全销售出去吗？

何：这个事，其实我比你悲观，如果只凭几个愿意跟农民搅合到一起的知识分子，跟农民这样拼着命去捣鼓这个事，去捣鼓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土地得到改善，让市民吃到放心米这个事，你不觉得这个社会太残酷了吗？为什么别的更有强烈的这个商业渠道，不给他们开绿灯，给弱势群体开绿灯，为什么政府不真正上来支持，在贷款上在哪做支持？我认为如果没有那些做支持，我是不乐观的，而这个责任绝不应该仅仅指责知识分子，我认为我们已经尽了力

曾子墨：我想我并不是在指责你们的想法，但是仅仅就无公害大米来说，即便它将来走入的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付出最大损失的，是这些在种生态大米的农民，让他们这样一个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的农民来承担这个责任，付出这种牺牲 你会觉得于心不忍吗？

何：我于心不忍，我相信这个社会也于心不忍，你等会可以问一问张砚斌，他扪心自问，是他们自己捣鼓的这个项目，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何慧丽责无旁贷，我可以抛弃别的事，我来帮他们一把，我不能像别人说，看看看，看你们搞这个事，败了吧，活该，我想帮他们减少点损失是点损失，将来他可以总结教训，他们总结的教训之一就是大米加工厂没有，所以他们今年就上了个大米加工厂，是这么一回事。

    曾子墨：但对待合作组织，你们和何慧丽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实践过程当中你们会有矛盾吗？

    张：这个谈不上矛盾，只是说有时候她也埋怨我们，像我们生产这个无公害大米，就是说不让你们生产你们还生产，看卖不出去了吧，当初卖得特别地慢，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看实在卖不动了，她才挺身而出来帮我们。

    曾子墨：听到她这么说你们怎么想呢？

    张：我说这是早晚的一步嘛，你今天迈不出去这一步明天也得走，你必须给大家上一个项目组织生产来赚钱，尽管我们这个项目失败了，那我们还会去想别的路子。＃

    曾子墨：自从种植无公害大米你觉得你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张：销路，那就是现在的销路，因为我们的规模还有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和，没有这个能力和别的一些大米企业去竞争，现在这是最大的困难。

    曾子墨：这销路有多难呢？

张：比方说现在作为我们这也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多的学生给我们帮忙我们才卖了三百吨，任意一个米厂它一年都要卖几千吨，现在的销量其实是太小太小了，幸亏  这我们十多个人在这忙活，不要工资，如果要工资的话那就没办法。如果坚持下去，再不赚钱，一年两年可以，这家庭里边还能承担得住，如果长期下去，那我觉得就不好走 不好走长了。

曾子墨：那现在经过这一两年的实践种生态米的这些农民和之前相比，收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张：他的收入变化不太大，因为成本一亩地要提高到，提高五了六十块钱，这个一亩地多卖呢产一百多块钱，总体上一亩地收入就是一百块钱左右，多收入，但是投工他们还不算，其实他还多投工，你比方说原来都是撒除草剂，打除草剂，现在我们因为经常给他们培训，经常上课，大家呢因为有合作社的基础嘛大家也愿意去 去听课去上课，觉得那是一个组织，他自己的组织，他们就这个去下地去拔草，人种拔草，这个虽然少用点除草剂，但是人工投得多了。

    采访结束之后，张砚斌要连夜赶回村里，因为村里正在建大米加工厂，他们希望厂子建成后，在加工环节可以减少被中间商赚钱的机会，把更多的钱留在村民手中。

张砚斌说，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 无公害大米的致富路因该不会失败，而原先并不支持南马庄用大米来闯市场的何慧丽也在“包地购米”的新模式当中找到了城乡互动的新理念。何慧丽用她个人的努力帮助南马庄村民实现了利益，然而这样的努力能够帮助南马庄走多远呢？这样的模式又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中国农村薪火相传呢？

    曾子墨：您会认为中国的农民，或者兰考的农民能真正的富起来吗？

    何：我不觉得能真正的富起来，比如说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不能真正的富起来，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资源太少了，人太多了，但是他们可以在有利于他们生活的价值系统上，比如说劳动光荣了，文化立村了，这些意义上，让他们活得知足长乐

    曾子墨：那你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帮助他们什么呢

    何：第一让他们有自尊和自信，让他们发现自我，那么这样通过个人是不行的，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我觉得这个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让他们有一种感觉，虽然我没有城里人有钱，但是我有一些东西，城里人是没有的，我希望他们通过这种比较优势，发现自己家乡的美好，村庄的美好，他们劳动起来是幸福的，是光荣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活得有精神，反正精神上富有吧。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生活的高的福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