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和台北的互动中，“一国两制”的香港应该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可惜过去八年多的情况并非如此。其间原因何在？现奉上本人零五年十二月的一篇评论，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下面是评论的全文：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日前表示，由于国共两岸论坛因民进党当局阻绕陈云林赴台而受挫，国民党正在探讨将论坛移师到第三地举行，以香港的可能性最大。马英九的这一表示，立时凸现香港未来在两岸互动中的重要作用。

       台湾“三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民进党受到重挫，由此不但导致台湾政治版图改观，而且也将导致过去几年被扭曲的台湾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回归正常、健康和理性的轨道。用“准政党轮替”来描述这次选举所产生的激荡效应，恐怕并不为过。

至于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目前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点判断：一、不管国亲合并的前景或进程如何，马英九作为泛蓝共主的地位已经完全奠定，只要未来国民党继续其内部整合，依赖政见而非“摸黑”策略来赢得选民，同时有效规避马英九作为国民党唯一希望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双重风险，则马英九零八年赢得大选的几率极大；二、民进党方面除了人事结构重组外，还面临暴风雨式的检讨和反省，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其中自然包括两岸政策的调整。

港府缺乏视野和使命感

但是，现在就预言两岸关系未来两年必定面临一个光明前景，甚至预言陈水扁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开启两岸统一的进程，尚为时过早。上述泛蓝和泛绿阵营内部的各自整合、重组和调整，是未来一段时间决定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马英九日前表示，不宜将国民党大胜扩大解读为民众选择向中国大陆示好，似乎预示两岸关系调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北京来说，静观其变当然是不错的策略，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在这段微妙的调整期里毫无作为。除了继续加强双方民间（包括智库）的往来和交流，在这段特殊的灰色时期，“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其实可以发挥许多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任何一方政治势力都无法发挥的作用。

遗憾的是，回归八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港台关系方面不是做得更好了，而是更差了；战略格局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不是提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其间原因与其说是在北京方面，还不如说是港府主管官员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宁左勿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既缺乏视野（vision），也没有使命感（mission）使然。

香港对台作用下降

众所周知，邓小平当年设计港澳“一国两制”的原始动机，是着眼于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然而，正如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者们后来没有想到，社会主义运动到了二十世纪会演化出温和与暴力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八十年代初期的邓小平恐怕也不会想到，“一国两制”在二十一世纪的实施过程中，会遇到来自极左派和自由派两方面截然不同的演绎，双方分歧从“一国两制”的定义开始（亦即所谓“一国”与“两制”的争论），到对执政人选的遴选标准（“谁是爱国者”的争论），直到最后在实施过程中的每一个侧面，实际上不仅影响到香港的内部问题（比如政制改革），也延伸到香港的对外关系（如香港与国际社会和台湾的关系）。

但所有这些争论和分歧，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香港未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究竟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未来到底将有多少香港“一国两制”所作的贡献？

从这个大问题中，又可推理出几个子问题：一、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能否成为崛起的中国吸收世界最先进文明的一块跳板？二、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发挥哪些正面的作用？（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的解决结果和方式，将直接对中国崛起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撇开任何意识形态和情感的色彩，如果说第一个子问题，因其涉及政制改革风波和经济整合等因素，目前尚无法做出立时的回答，那么对第二个子问题，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回归八年来的情况，相比都会给予一个否定的回答。

港府谨慎折射政治文化变化

作为“一国两制”的香港，历史上与大陆和台湾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国共之间一个十分巧妙的平台。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但不等于香港的独特作用（包括在两岸之间）也随之消亡；相反，“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利用香港与外部世界互动（即便当时尚无中国崛起）的一个伟大创举。

在这一独特的框架下，香港在两岸之间其实可以做许多北京和台北分别做不到的时期。过去八年，香港的文化团体和民间智库 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和台北挂着各种头衔的神秘机构和神秘人物，也照样利用香港继续其职业生涯。但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作为。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特区政府宁左勿右，矫枉过正，年前马英九申请来港遭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今天，当马英九成为泛蓝共主之后，这种心结能否解开，显然再次考验马英九、特区政府和北京的政治智慧。

当然，马英九来港被拒，特区政府一定有其考虑或难言之隐。这就涉及“一国两制”下特区政府的政治智慧以及与处理灰色问题的能力。坦白讲，宁左勿右对特区政府而言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屈从于来自北京某些机构中保守人物的的保守意见，对特区政府而言也是最没有风险的事情。但如何使“一国两制”真正成为不但对香港，而且对中华民族崛起和解决台湾问题具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实践，则需要相当的战略视野(vision)和使命感(mission)。

港台关系上的宁左勿右，折射了八年来香港在政治文化上正在发生的极其微妙的变化，那就是一切向保守的政治文化靠拢，以获取政治资本或生存基础；去年的“谁是爱国者”的讨论就集中折射了这一点，并令人想起一九五七年的上海。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趋势。

回归八年后的今天，当香港逐渐摘下一百五十年殖民地的思维定式，建立起正常、健康的国家认同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维护其自由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当健康的国家认同和自由价值观同时成为香港一体两面的主体意识的时候，香港才能真正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