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在“终统”和马英九访美之后如何发展，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回顾汪道涵对北京对台政策趋于理性、务实的贡献，应该不是题外之话。现奉上本人今年一月撰写的一篇评论，供有兴趣的朋友讨论。下面是评论的全文：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月初去世，引起海峡两岸的同声哀悼；不仅如此，在台湾内部，蓝绿两方都对汪道涵的功绩和人品寄予很高评价，这在两岸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本周五，汪道涵的告别仪式就将在上海举行；在这个时候，许多人们怀念汪道涵，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汪道涵的在两岸关系方面的历史性功绩，二是“后汪辜时代”，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

三个时期、两大功绩、一种魅力

汪道涵的一生，也许用几个数字可以比较确切地予以描述，那就是三个历史时期、两大历史功绩、一种个人魅力及道德精神。首先看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汪道涵四九年后到文革之前，主要在大陆的财经和技术部门工作，从杭州市的财政部长开始，一直到国务院的部委首长，这段时期的汪道涵，主要是一个作为财经官员的汪道涵；第二个时期是八一年到八五年，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其间为上海未来的发展不但奠定了政策基础，而且也奠定了人才基础，比如提拔了一大批后来进入北京高层的上海官员（如吴邦国、黄菊等人）；第三个时期，则是九一年之后，汪道涵担任大陆海协会会长，直接从事两岸民间往来。

其次，汪道涵的两大历史功绩，其第一个可以追溯到其上海市长任期内，当时他不但提拔了如吴邦国、黄菊等一批上海的年轻才俊，而且还在八五年即将卸任上海市长之际，力荐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继任上海市长。当然，汪道涵和江泽民的交情不自八五年始，但八五年汪道涵力荐江泽民继任上海市长，从后来的眼光来看，则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汪道涵也由此被海外舆论称为“国师”。当然，江泽民卸任后，胡锦涛在台湾问题上也十分倚重汪道涵的意见；有消息称，去年胡锦涛到上海，曾就两岸问题向汪道涵作了三个小时的请教，可见“国师”的称号并不仅限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汪道涵的第二个历史功绩，就是他九一年担任海协会会长后，直接从事两岸交流，并在九三年达成“汪辜会谈”，从而达到其人生的顶峰。

最后，作为饱学之士的汪道涵，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之气和儒雅之风，正是这种气质，为他后来担任海协会会长，并与辜振甫同唱“汪辜会谈”这出历史绝响奠定了基础。

                                   两岸关系需要“汪道涵精神”

但笔者认为，除了其特殊的个人魅力之外，学者出身的汪道涵，身上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勇气。汪道涵去世后，许多评论都提及他十年前提出的关于一中原则的八十六字解释；其实，汪道涵对两岸关系的贡献远不在此，如果将汪道涵对两岸关系贡献予以抽象化，那么所谓的“汪道涵精神”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务实、理性、勇敢。

众所周知，汪道涵担任海协会会长后的这十四年，是两岸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和动荡的十四年，从李登辉的隐性台独到“两国论”，从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到修宪、正名，大陆对台政策也从对李登辉放弃幻想到飞弹演习后的一路磕磕碰碰，直到今年上半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和连宋登陆，其间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认知和心路转换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汪道涵既有作为官员的原则和无奈，也有作为学者的良知和勇气，而最终则明显是后者战胜了前者。

由汪道涵最早提出的“一个中国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中华民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就是由两岸共同缔造的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经贸先导”等思路，在当时的大陆政坛不但不是主流思维，而且还具有相当的政治风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只有汪道涵的这些思维，才是真正务实、理性和有建设性的思维，而且是真正站在民族和历史高度的高瞻远瞩，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揉合到了今天大陆的对台新策略之中。

纵观大陆对台政策这十几年的痛苦演变和趋于务实的过程，必须承认汪道涵在其中功不可没。相信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为汪道涵的这一历史功绩写下浓浓的一笔。

“汪道涵精神”也适用于台湾

另一方面，汪道涵谢世，也意味着“汪辜时代”正式结束。其实，所谓的“汪辜时代”，早在九九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就已寿终正寝。如果比较这十几年两岸关系的气场氛围，可以发现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汪辜会谈”时代，两岸虽然口上谈统一，但实际上对于统一的原则及其底线大相径庭，也因此才会出现“一中各表”的现象；惟其如此，“汪辜会谈”以及汪辜两位老人的特殊人力资源是当时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因缘机会。但十几年既过，虽然两岸关系表面上看较当时更为冷却，但双方尤其的北京的立场底线却已更为务实和清晰化。换言之，随着北京对台政策的务实调整（其中包括一中定义的放宽），两岸关系可以周旋的空间已较十几年前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汪辜会谈”的代理协商制模式在未来的两岸互动中，势将成为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也正是在这一极其敏感的时期，无论是北京还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包括有意问鼎零八年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领导人），都须从“汪道涵精神”的务实、理性和勇敢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