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周恩来写了一首诗，“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一九四二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了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刘志丹和他领导的陕北红军作了肯定。一九五六年以前，工人出版社就将小说《刘志丹》列入选题计划，并约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来写，却遭到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的反对，理由是一九五五确定的“高饶反党集团”已将高岗打倒，对西北干部的震动很大，如果李建彤写这本书，难免会给处境已经很艰难的西北干部带来更大的麻烦，连累那些老战友。

何家栋：这个书如果要是在平时的话就不应该有什么麻烦，但是后来出了高岗问题，因为写陕北，写刘志丹，就不能不写高岗，所以这样一些历史问题不好处理。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就要想回避它，就是说，历史问题就不写高岗，没有写高岗。但是，不写高岗就有一个问题，高岗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写红军战争能不写政委吗？所以就用了个假名字。这也不行。其实，小说改到后来，都是别人的事情，已经没有高岗本人的事在里头了。但是，人家就说你把别人做的好事也贴到高岗的头上了。他们是这样来理解。

陈晓楠：李建彤在工人出版社的劝说下最终同意了写书的要求。在何家栋等人的协助下，李建彤查阅大量资料，几次赴陕北采访，写出了小说《刘志丹》的初稿。

何家栋：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习仲勋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要想想，送给他审查就是不对，何必呢？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是吧？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习仲勋也觉得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是不错的，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提得也什么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话。 陈晓楠：到一九六二年，李建彤和何家栋等人几经修改、历时六年，终于形成了小说《刘志丹》的第二稿。这部小说得到了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领导周扬的肯定，小说《刘志丹》的节选部分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与此同时，李建彤把还没有最后定稿的《刘志丹》送给阎红彦审看。

何家栋：阎红彦一看就火了，说，这个书不能出版，如果出版的话，要经中央讨论，因为这是历史上的这个问题呀。他就是说，过去做的结论也不一定对。

陈晓楠：在《刘志丹》的第二稿形成之前，何家栋曾经专门采访过阎红彦。

何家栋：阎红彦说，你们不要写刘志丹，刘志丹政治上不怎么样，要写还是应该写谢子长。我去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谈谈谢子长。我说，那好啊，你多谈一谈。但是，他又谈不出什么来，也就是排座次，谁坐头把交椅，还是这个问题，是卢俊义坐呢，还是宋江来坐？无非就这么个问题。所以，后来我说，既然这样的话，你也谈不出什么来。我还说，《刘志丹》怎么不能写？他说，刘志丹政治上不行，三甲原收了他的枪，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是这么个意见，我们当时是可以杀人的，我们没杀他，还不是便宜了吗？他是这么个观点。陈晓楠：阎红彦的一位秘书后来在文章中说，阎红彦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主要意见是，小说《刘志丹》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史，并且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领袖，以及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之后，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认为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简报上登出，引起轰动。

何家栋：当时唯一的理由就是为高岗翻案，我们就一直不服气。我说，我们没写高岗，怎么给高岗翻案？翻什么案？没翻案。陈晓楠：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已经产生了。对于这句语录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稿子交到阎红彦那里，交到康生那里，康生就说，你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给毛泽东写了这么个条子。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一下，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以后，毛泽东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也成了毛主席语录了。也有人说这个话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康生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也弄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呢，这就开始整我们了。

陈晓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习、贾、刘反党集团”。其中，曾经担任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此时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十四岁就参加革命的贾拓夫，是惟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那时候被人们称为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此后，这个反党集团的名称有过一个令人费解的演变过程。因为以九六七年贾拓夫被迫害致死，“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所以成不了反党集团。于是，专案组只好又把曾经接受过李建彤采访的马文瑞补缺，成为了“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刘志丹》小说案又升级成了“彭、高、习反党集团”，把早已经被当作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和高岗也划了进去。

何家栋：这跟彭德怀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我一直弄不太清楚，为什么叫彭德怀也成了我们这个小说反党集团里边的一个？他根本没有提供材料，也没有说过什么。他不是陕甘的，但是他是西北的，因为习仲勋当过彭德怀的政委呀，所以就胡扯上了，我认为都是胡扯！简直是为了整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陈晓楠：从八届十中全会到文革爆发，不管这个“反党集团”的名称怎样变化，不变的是这个“集团”的反党纲领——小说《刘志丹》在何家栋看来，小说《刘志丹》案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上万人被批斗、迫害，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文艺界的风气。

何家栋：“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现在看来，我给它改了一下，叫“利用小说告状是一大发明”，不是“反党是一大发明”。阎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虽然不是发明，但是确实给文化界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告密、告状，接连不断。你们看看《毛主席论文艺》那一本书里面收的那些批示，几乎文艺界、文学、戏剧、艺术各个方面，电影，都有人打报告。作为一个文学问题，只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公开地辩论，公开地讨论，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告状的办法来解决认识上的问题。那么现在阎红彦搞了一手，我认为他是把整个的文艺界都给搞乱了。

陈晓楠：小说《刘志丹》专案组的组长康生在延安时代就参与领导了“抢救运动”，造成无数冤案。在此之前，因为讨论另一本书，何家栋还曾经和康生有过一面之缘。

何家栋：开了一个座谈会，康生也去了，我也去了。座谈会上，康生说，书我不看，里边写的我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看。那个书的作者说，他不看书，不看就不看，只要他不反对，那就算通过了。不过我对康生的印象可不怎么好。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坐那里，还备了点水果，就是吃葡萄，弄了一盆葡萄大伙吃。康生看样子很爱吃葡萄，摘一个，这样往嘴里面扔，吃完就“噗”吐皮，开完会，他吐了一地的葡萄皮。我就这么个印象，我说，哎呀，怎么这么些首长这么个样子为什么拿《刘志丹》当反党纲领呢？就是为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把刘志丹写成革命的正统，代表毛泽东的路线，下一辈的接班人就应该是高岗这些人，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算数了。人家说，你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窜改成刘志丹的思想，然后就是该你们来当皇上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么个问题

陈晓楠：就在我们进行这次采访的前一天，《刘志丹》的另外一位作者李健彤女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因为小说《刘志丹》，李建彤曾经被长期关押在一个地下室里。一九七○年她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因为小说《刘志丹》在一起共同工作，也因为《刘志丹》共同蒙冤，何家栋和李健彤之间建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因此，在何家栋的心里，始终对李健彤怀着深深的怀念和感激。何家栋：她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她的文化比较高，过师范，学的音乐。她是刘索拉的目情。刘索拉就是有点继承了母亲的某种传统。

陈晓楠：小说《刘志丹》受到批判之后，李建彤为了保护一些被采访者，用毛笔将采访笔记上的一些部分抹去，尽可能不牵累别人。

何家栋：我觉得李建彤始终对我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她对别人说，何家栋不知道这事。都把我给撇开，她说，他不知道，我没告诉他。所以我也少受好多的苦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说《刘志丹》案的受害者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在那个盛行揭发、诬陷的年代，因为小说《刘志丹》备受磨难的一些人，像李建彤一样坚守着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都是你搞坏了，这事怎么能这么干呢？没有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还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 全国总工会的书记张修竹，人家问他，这个小说里边写高岗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写陕北还能不写高岗嘛。他就这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完全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编辑当时骗了我了。张修竹没有这么说。工人出版社社长呢？那个时候，其实他也跟这个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一点关系的话就是《工人日报》连载过。中宣部派工作组来检查的时候就说，这里边是反党小说，里边是路线斗争。这个高丽生就说，什么路线斗争，现在无非就是这个，人都活着呢，都想把自己说得好一点，所以才出了问题了，过了二十年以后，很多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路线斗争？到那时候再出，还是好书嘛。以后就批他这一条，就说，你老想出，还想反天啊？其实他说的是实话，我认为也是实话。

陈晓楠：文革爆发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摧毁。西北大部分司局级长以上的干部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连习仲勋吃过八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陷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后来又株连了五十多家饭馆，逮捕十多人 打死六人。

何家栋：就是给红军去陕北带路的这些人，被打死了。像小说里边写到的有一个人，叫焕焕。那是一个局长，后来被沉到河里了，是用石头捆着投到湘江。我在文革中也单独囚禁了几个月。因为人家拿板凳老打我的脑袋，不是棒子，是拿个小板凳，咱们以前那个时候北京很多人坐的那个，开会时候坐那个小板凳，拿小板凳这样拍脑袋。后来，我看电灯泡有红视现象，就是电灯泡周围有一圈彩虹。后来人家说你这就是青光眼。我就跑到医院去检查。给我检查的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同仁医院的一个院长，是给毛主席看眼睛的专家。这个时候也被揪出来，看门诊去了。这是他给我看的，确诊是青光眼。但是，越治越糟糕，最后这个眼睛就失明了，这个眼睛还有0.3，0.2的视力，你这样坐到对面，我就看不见你的眉眼到底是什么样，知道有个影子坐到这，听到你的声音。哦，我知道这是叫王劼，张力坐那边，她要不说话，我就不知道她是谁。

陈晓楠：作为“习、马、刘反党集团”的习仲勋被关了八年，一九七八年刚刚被“解放”的习仲勋邀请何家栋去广东，在那里他们有过一番谈话。

何家栋：他自己对这个事，反正已经过去了嘛，他这个人也是挺豁达的，他从来也不说阎红彦好，也不说他坏，他根本就不提他，他连他的名字都不提。你看，很有意思，他没说过他。

陈晓楠：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宣布《刘志丹》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同年，小说《刘志丹》上卷由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