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叶适在理欲关系上批评朱熹，而又不得不采纳朱熹的基本立场。而当理欲关系外化为义利关系时，陈、叶就与朱熹完全相对立。在义（道德）与利（功利）的关系上，他们从人欲为道德之基础的前提出发，提出维护道德不能脱离关心民间疾苦和搞好国计民生，道德实践不能徒事空谈而要通过实事实功来体现。道德与功利相统一，原表达了后者 是陈、叶的基本观点。
陈亮认为，“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经书发题 诗经》）用之间”具体言之就是国计民生，陈亮把它称之为“事”，并把它看成是与“道”“不可得而离”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所谓“治道之极”的社会道德理想，?每个其他需要或互相帮助 即“交相养”。陈亮说：“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养，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并邑之间，有无相通，缓急相救。是以疾病死丧，民无遗憾；鳏寡孤独，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极，而圣人之所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也。”（《普明寺长生谷论 在他看来，所谓“交相养”就是要做到官民之间的“上下相恤”与农商之间的“有无相通”，只要你，这两个重点之一，我们“和全国农业，商业关系，才能实现 各安其所而乐其生”的理想状态。陈亮把官民农商“交相养”作为“至治之极”即最高的道德理想，并认为只要遵循“交相养”的原则，“由其道，虽富贵可也”。（《高士传序》）这表明，陈亮与程朱理学相反，决定性的道德，经济生活在一起，不反对 而是把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有无相通，缓急相救”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叶适对伦理道德与国计民生关系的基本观点是“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进卷 士学上》。他认为，“昔之圣人，未尝各天下之利。”圣人并不压抑天下之人获利的欲望，而是使人们各“程其功能”，因此，根据具体的分，可能值得议定书的利益。 如果“操利天下之权而示其抑天下之意”，那么就会造成为争利而“天下相攻之不暇”，并不能使人们“靡然心服”。所以他以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与之之心。任之者皆贤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当得而无所归怨”（《进卷 官法下》）。“抑天下之道”也就是“抑天下之意”，换言之，人们想压制将和世界 在叶适看来，这种以伦理道德抑止利欲的禁欲主义，实质上是极端的利己主义，是“天下相攻之不暇”的根源。叶适主张“不抑天下之道”，也就是以天下之人的欲望为道德的出发点与归宿，其实质是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具体地 说，“不抑天下之道”就是叶适所期望的“民与君为一”，? “合适的人来执行我们的慈善制度和良好的营养是”。 他说：“古者民与君为一，后世民与君为 二。古者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余。后世不养 不教，专治民而其力犹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后世官以不足 病其民。凡后世之治无不与古异，故论古者事远而不可行，因今者谓行而不可安。?成交量公民“（”“）来”，“”“另一古代存在 “古者”是官对民在养与教的基础上然后治，民不足则责备官；“今世”官对民不养不教，官“专治民”且“以不足病其民”。前者是他所希求的“仁”，而后者则使官民之间“视若敌国”。在这里，叶适发现了一定社会制度下的道德和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这一发现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为儒家伦理与政治规范 而一定社会的政治规范又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这种等同实际上导致了道德规范的虚伪性。叶适对政治与道德矛盾的揭示，实际上是揭示了当时属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的虚伪性，从而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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