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她并不偶然，因为她近来就在我常去的小饭店儿工作，老板是她的妹妹，而她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活儿。

经常见，没有什么交流，一直是我作我的顾客，她当她的员工。

春节快来了，在外求学的孩子也开始放了寒假。我的女儿也回来了，她经常和老同学们出动聚会，小饭店里吃饭的还是我自己。

常光顾，熟悉了，主客之间的了解也不少。

老板知道我的孩子在读大学，那天看到我，就问：你闺女应该回来了吧？

我说：回来了。

姐姐听到这里，马上就问：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大学？

我告诉她在山东大学。

她马上说：那可是有名儿的重点大学呀。

我说：还行。

她又问：学什么专业？

我告诉她：日语。

她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日语？日语好，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学了三年日语。

我说：学了三年？现在还记得一些吧？

她说：是的。

老板说：姐，你简单的聊天还会说吧？

她笑了，笑得那样自信，几句日语脱口而出。

我只听得胡了半片的（东北言：内容不完整），大致是“这么冷的天，你穿得似乎太少了？”“请坐吧，想喝点什么茶？”

可以想见她当时的学习是多么优秀和扎实。

我说：唉呀，三十来年了还说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老板，也就是她的妹妹接着说：我姐就差三分就考上中国政法大学了。

我说：那别志愿呢？

老板说：第二志愿没报好，报了警察学院，分超了不少，因为身高不够没有录取。

我默然了，她也一直不再说话。

“有一首思念的歌，我不能唱，唱了心情就会伤感；有一瓶回忆酒，我不敢喝，喝了夜里就要难过。。。”

我突然想起了《念念不忘的情人》的歌词，仿佛感受到了，此时此刻，她那思绪已经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个由于身高被警察学校拒之门外的瞬间。

我看了她一眼，她已经低着头在看那餐桌上的报纸，从她那一动不动的眼睛里，我知道，那伤感的情绪正在一点点地啃噬她早已伤痕累累的心。

一个十几平米小饭店儿的清洁工，一个庄重威严的女法官，一个英姿飒爽的人民警察，在我眼前交替出现着。

差三分的成绩，差几厘米的身高，没有经验的误报，就在这小小的数字的小小的疏忽之后，一个聪明好学的人，命运就斩钉截铁地改变了，而且是天壤之别。

我的心很酸，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生活在屯子里的人是什么地位。就象《失衡的中国》一书所言：农民向城市贡献了他们大部分的创造，却享受不到一丁点儿城里那个初级的文明。改变，改变，一定要改变，那是尊严，也是荣耀，那是比天还大的事。可是，尽管走出农村的渴望在我们的心中几乎是神圣的，我们愿意为了这堪称信仰的明天付出全部，可制度却没能给我们一丝一毫奋力一搏的机会；我更不能忘记，回乡务农的姐姐在听到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兴奋，还有爷奶爹妈连续几个昼夜的激动。

她的希望就这么破灭了，除了痛苦的回忆，再无一丝灰烬。我不知道这三十年来，她流淌过多少泪水，惊醒过多少美梦，也许生活让她继续走着人生最基本的道路，结婚，生子，扶养孩子，过小日子，但她那对大学的向往，一定会象被雷电击断的大树一样，枝干没了，可根却越扎越深，以至于牢牢地锁住了自己的全部价值观念。在她的心目中，也许金银满屋，也比不上那巴掌大的录取通知书吧。

我很自然地问了一句话，是问她，也是问她妹妹：孩子大学毕业了么？

我以为这样的人，孩子一定不会笨的，而经受过如此挫折的人，也一定倾心来培育自己的子女。

由孩子来圆自己的大学梦，无疑也是莫大的安慰。

她仍然没有说话。

她的妹妹、那个老板说：不行，两个孩子都不好好学习，现在在外地打工呢。

我一边吃着饭一边想，她们姐妹生活在一个小城市，彼此之间了解得不能再透彻了。之所以妹妹还在让姐姐说几句日语，那一定是专门给我们这些吃饭的人听的。因为那是她的姐姐最辉煌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而当这幸福突然中断又永远无法接续的时候，她一定擦干了泪水，倔强地又痴痴等候了二十年，在终于发现根本没有人来延续她的热爱和钟情之后，她的心情又该怎样？她的心情又能怎样？

初恋是最难忘的。

我有些尊重，因为她曾经那样优秀；我有些庆幸，因为我们姐弟三人都托邓老爷子的福走出了几代人想挣脱的农村。我看了看已经走向厨房的她，在心里祝福：

祝大姐平安快乐，祝她健康长寿，祝她的孙子能使她最终绽放三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