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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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活着要有思想与灵魂，尤其是知识分子。

变节者往往被看成是战争时代的产物，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和平时代，一个人要是思想与灵魂都堕落了，却无人深究。最为可悲的是，和平时代的变节者不仅成为希松平常事，而且许多人趋之若鹜。

过去，学者与专家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如今，有车有房，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吃穿不愁的高级教授、专家能为一次出场费1.5万元折腰、献媚，而成为资本家的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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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在“烧不掉的垃圾真相”一文中写到，一位番禺居民向亚洲周刊透露，十多年前，就有以海归人士为核心的利益团体，包括学者、企业家、国外的设备供货商、投资者等组成，“由学者出面，以研讨会的形式游说高官及地方政府，采用国外进口设备，用BOT的经营形式建垃圾焚烧厂。”“当时参与游说和研讨的专家都明码标价，收一万五（约合两千一百九十五美元）到二万的出场费。”

据描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居民长期闻到焚烧垃圾的恶臭和刺鼻的气味，晚上睡觉不敢打开窗户，阳台也经常铺满黑灰，井水也已不能再用来饮用。这四位专家中包括清华大学的聂某教授，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在充分论证二恶英――垃圾焚烧的“副作用”是越来越小，不是越来越大，同时得出结论是：二噁英进入人体主要是通过食物，而不是空气。要知道，现在每家每户使用的煤气还存在爆炸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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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偶无独，郎咸平在揭秘中国水价涨声一片的内幕里，也无不痛心地讲到：兰州现在开始上调水价，每立方米涨3毛钱。我们的学者在这种时候也没少干坏事。只要某些地方政府想干什么，不管对与错，找来一群学者，他们就会帮你找理论依据。这次兰州要上调水价，我们的学者就找来了一些理论依据：

第一，调整水价其实对有钱人的伤害是最大的。他们说，因为有钱人家里有游泳池，还要去洗桑拿，所以他们的用水量是普通老百姓的100倍以上，如果涨价的话，他们每个月要多付3000块钱，所以他们的负担是非常大的，而一般老百姓可能每个月只多付30块钱。拿3000块跟30块相比，可见有钱人受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第二，我们的学者说了，世界银行测算出来的“3%”原则，也就是说水费占居民收入的3%是最合理的。以深圳为例，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深圳的水价应该是每吨15元。目前当然还远远不到这个水平，所以他们推断，水价上涨的空间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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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指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虽然不断有人说这是断章取义，可联系他的长篇发言内容，有一点无疑的是他正为集团利益开路说话。

此外，诸如维持农民工现状的必要性，不要剥夺低收入者纳税的荣誉，我们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等等，这些惊人语言背后，让人看到我们这个国度伟大的创造力。专家为番禺建垃圾焚烧厂摇唇鼓舌，毕竟受害的只是番禺的居民。然而，专家说用市场换技术、环境污染是暂时的，资源闲置不开发才是浪费的，这些理论才真正的危险。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成功不单看培养出多少天才，还在于在这些天才中有多少是具有高尚情操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许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没有人看重节操，但愿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卑鄙却无法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