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邹邹有理

   每到年终岁尾，各种大小颁奖典礼接踵而至，无非就是岗位模范代表的大聚会，像极了乡村腊月二十三祭奠灶王爷的初衷一样，只说好的不谈坏的。这种处世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为典型要面子的表现，但是这样的面子如今却已经填补不了一些人饥饿的肚子，于是不管正面的表扬与负面的批评都成了个人炫耀的资本。前段时间，自己联合众媒体一起评选的“2009年中国最具争议文化人榜单”悄然揭榜，余秋雨、于丹、郭敬明位列三甲。老中青三代文化人似乎说明了当下中国文化圈的生存现状，绯闻大于作品、争议高于沉默、赚钱多于奉献已经成了如今文化人生存摆在桌面的明规则。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文化圈热点不断，动静不小，最受关注的不是一部伟大作品引发的共鸣争议，而是这些文化名人绯闻不断带来的娱乐效应。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质疑被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文怀沙年龄、经历均有造假。再如“余秋雨身陷捐款门，文化人争相晒收据”这一事件，引起网民对作家捐款的怀疑，此事很快成为当月最热的文化话题，让余秋雨再次遭遇信誉危机。率性而为的文化学者易中天不是继续烹制出寓教于乐的历史作品，而是在参加北京电视台节目录制上大戏主持人的无知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幸运的，以前我们追星要搜集一点明星资讯简直比登天还难，如今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却让名人们暴晒在阳光之下，稍微一点动静就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新鲜话题，于是文人墨客们索性将自己变成明星，以娱乐的方式经营自己，以绯闻的招数吸引大众也就成了屡见不鲜的新闻。于是，他们与媒体开始联姻，开始满足不同媒体的娱乐需求，搔首弄姿、故作呻吟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可以说，文化名人的娱乐化是如今大众的需求造成的，可他们在刀尖上跳舞只顾着自己快乐，却忽略了自己肩上的文人责任。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可耻的，你没有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在利用本职的身份做个人的私事，这与天下的贪官有何区别？说我们挑剔也好，说我们找刺也罢，在这样的“苛刻”要求下，中国一些文人墨客尚能收放自如的玩的不亦乐乎，如果我们两眼闭上会是什么结果呢？

   文人的娱乐化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按说衡量一个文人对当代的贡献应该首先是其个人作品的影响力，但如今却是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主宰着一切。每每发榜之后，我们关注的是排在前位作家拥有的财富，而不是作品的影响力，在一个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中，最不应该迷失的是有责任与良心的文人，而如今他们跟商人又有什么两样呢？郭敬明应该是最成功的文化商人。连韩寒都曾经自称如果像他“这么不要脸”也能拿上很多钱。去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公布的数据显示，郭敬明的版税已经超过了千万位居第一，这其中还不包括他公司出版的书籍以及各种杂志的收入。但维持这些杂志热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持自己持续不断的绯闻八卦，抄袭、晒富、化妆……郭敬明的绯闻要比任何一个作家都多，曾经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围绕的不是新书的内容如何，而是变成了一个郭敬明绯闻回应大会。如果能找出上千种理由为郭敬明开脱，德高望重的主持人、文人赵忠祥则是将文人娱乐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诠释的淋漓尽致。赵忠祥可以公开的向媒体记者叫嚷“欢迎大家来拍自己的裸照”，还可以一边发行着自己的诗歌文集，既可以与女模在综艺节目大卖丝袜，又可以在其他节目大谈自己的文化经……赵忠祥在晚年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以一种高姿态的娱乐方式释放自己的激情，但这样的激情背后却是经济利益的回报，有媒体报道，赵忠祥一个广告的代言费最低就达到了几十万，如果加上主持其他节目以及自己诗歌文集的收入呢？看来，文人的娱乐化绝非是一时兴起的玩票而已，而是有丰厚回报的利益的从中作梗罢了。

   如果要给中国文人娱乐妖魔化开出一个良方的话，相信很多人首先给出一味金钱。理由是当代的文人太穷了，没有物质基础支持的前提下，谈什么精神建设都是空话。那请问，到底有多少钱才算有钱？多少钱才能让文人不喊穷呢？郭敬明说了，谁说我只晒富了，我也叫穷啊。但是都在我的小说里。相比过了N年之后，中国文人们剩下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