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人对此也做出了回答的是希伯来人的摩西，他的伟大的著作是《圣经》之中的《摩西十诫》，再就是古希腊人的柏拉图，他的伟大的著作是《理想国》。参阅：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81960.html————不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早于柏拉图提出“良知”这个道德概念——“良知”是“良行”的要件，对当时雅典社会习以为常的“善”“恶”等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辩难。而这样的反思和辩难却被作为证据之一种被某些雅典公民告以“不敬神罪”而导致苏格拉底入狱饮鸠身亡；但是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他们处死了若干告发苏格拉底的人；苏格拉底之死也宣告了雅典公民社会衰败的到来，预示了整个希腊古典世界的衰落。苏格拉底的思想由柏拉图加以发挥最后由亚里斯多德完成体系化，三者是师承相传关系。苏格拉底可以说是西方道德哲学的开山祖师；在欧洲的启蒙时期，这种哲学意识主要在法国的笛卡尔那里开始萌醒；在德国先是莱布尼茨，后由康德接续了这个火炬，最后由黑格尔进一步加以一贯化、完善化。

另一位更为重要的人物是耶酥，他把道德伦理精炼到提高到“爱人如己”①——它的完整诠释在《新约》中展开，他的伦理宣教和实践招致犹太教中的保守势力的恐惧和嫉恨，最后以“僭越罪”（其实是继承并超越摩西）告到罗马总督彼拉多处并借之处死了耶酥；而耶酥之死也宣告了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后来耶酥之诞日成了新纪元的开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的由来。相应于上文提到的欧洲启蒙时代，将耶酥的道德训示加以理论化哲学化的也是一位跟耶酥一样被他的同族人所排斥的犹太人——荷兰的斯宾若莎，他的代表作是《伦理学》。他阐述了，理智的价值正依赖于意志将其实践为善，与此同时意志之所以能实现为善正有赖于理智的指导。理智与意志同一而实现于对上帝的爱中（“对神的理智爱”），依此，他也就回溯并光大了苏格拉底和耶酥所发之滥觞：真的理念，经过意志的实践，成为现实的善，显现在主体之前就是美，曾经不断并将永恒实现这一切的唯有神。

苏格拉底揭示出了个体的主观（认识）有效性原则，或说理论上的主体有效性原则。希腊发展到如此兴盛，人（类）对自身的主观确信达到了空前的自觉，这在苏格拉底的意识中集中明确地显现出来并被说了出来。万事万物莫不盛极而衰，希腊也不能独外。这个原则与希腊民族的神——宙斯及诸神是相反对的，这个原则使得希腊诸神对于希腊民族开始显得是外在性的、异己的；而在此之前，整个希腊世界是沐浴于诸神的神恩之中，整个希腊世界的正治、民俗、文化、科学、艺术都是浸透在这种神恩之中的圆满自足。因此，一个新的原则出现了，虽然是带着破坏者的姿态，但这是一个更高的原则；旧日的神是以日渐衰微，希腊——这颗人类古典文明的璀璨巨星，它的堕落是无可挽回了。在几百年之后，与希腊一水相连的地中海的东南岸，一个新的神降生了。相对于旧时代而言，最初他也是带着叛逆者的姿态出现，这就是耶稣。他给世界带来的是实践上的主体有效性原则，就是说，在道德伦理的实践中，个体（个体相对自身而言即主体）、一个一个的个体本身，人、一个一个的人本身就具有最高的价值，人本身就是目的。除了维护人本身的权利外②，没有别的道德和伦理，也没有别的更高价值。这样，两个原则都有了，它们既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它们不可阻挡地要冲破一切结合起来，虽然起初它们都好象孱弱如丝。历史在今天看来好像一位迷途的旅人，徒然耗费了一千多年，无功跋涉了千难万险，最后才豁然开朗，于是来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终于这两个原则走到了一起，握手言欢，这就是近现代的世界。

相关博文：①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06474.html

②http://blog.ifeng.com/article/4255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