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时代，中国文化尚有“活文化”，秦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就只有“死文化”了。董仲舒、二程、朱熹等御用文人唯一的历史贡献就是“多加一条绳，把中国文化捆得更死”。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于是近现代中国文化人最重要、最首要的事情变是“解套”，把“文化”从几千年帝王御用鸟笼中解放出来，于是才有20世纪初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然而20世纪中后期中国历史又奇怪地出现了“康乾回光返照”，于是21世纪初我们还得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就是“重新认识诸子百家”——一切都需回到先秦时代的历史原点，一切都需还原真实的“诸子百家”文化。总之，一句话，中国历史需要会到先秦“诸子百家”时代，重新再出发。

   
    
   西周后期，春秋之季，由于中国社会还暂时没有正式形成“大一统”的帝王极权专制，天下暂时还出于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境地，于是中国历史在正式进入“大一统”的帝王极权专制时代之前，出现了一次难得一见的“百家争鸣”时代。只可惜这是不久之后“漫漫长夜”前夕的短暂的“夕阳红”。从秦始皇到现代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进入人类历史最黑暗、最非人性化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了。

   5000年中华历史就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历史大转折”——中国社会开始从一个相对能容忍一些自由、平等、民治的分封社会，急聚向一个高度集权的帝王社会过渡。“极权”是最没有人性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就激起大多数人们的激烈反对。人们对未来中国社会走向产生恐惧，纷纷提出要从错误的道路上退回去——夏、商、周一千多年平静的分封时代。天下出现诸子百家的种种救世思想。老子提出“无为”的道家思想，认为天下之祸根就在于各国诸侯野心冲动，如果天下人都能安心于夏、商、周一千多年的分封而治的“自然之道”，那么天下就太平了。然而，强大的黄河凝聚力却“义无返顾”地吸引着各国诸侯为统一的大中国而拼命奋斗着。

   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春秋第一霸业。管仲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好总理”。其最出名的执政理念就是著名的“利出一孔”——国家、社会只能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君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管仲的思想已经表明：中国历史在“春秋五霸”时期就已经明显开始有了“极权化”的大趋势。“极权化”的大趋势（公元220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一蹴而就）最终导致中国历史在今后数千年陷入“不归路的历史泥潭”。

    老子的“无为”道家思想根本就挡不住“帝王极权”这一势头的恶化，于是孔子提出了儒家的“仁爱”，墨子提出了墨家的“兼爱”。先秦的先知们一开始就知道“极权的君王之道是极端的凶残和极端的非人性的”，他们希望用“爱”的社会思想来影响国君们的极权专制，希望“极权的君王之道”能揉和进去一些“仁爱”的东西，以减轻一点社会、百姓的痛苦。公元220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开始对一切胆敢对“极权帝王之道”心存异议的人们大开杀戒。从此“大统一”的历史枷锁就紧紧地套牢了东方这个大民族，从此这个民族的民间文化、民众活力都完全被那个无比巨大的“大统一帝王社会”的历史枷锁所禁锢。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条极端冷酷、极端没有人性的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欧洲就是因为没有走上“极权的大一统”的不归路，始终沿着比较自由、松散的分封制的道路继续前进，所以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实现了向近现代“公民社会”的跳跃。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百多年的民族痛苦史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时代起，都已经注定了。“大一统”的帝王极权社会里，哪怕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公民社会”再细小的幼苗，都老早地给予摧残、抹杀，所以，两千多年来任何的“公民社会”种子都无法从中国社会土壤中发芽、生长。直到今天“公民社会”都依然是水中望月。

     欧洲的“公民社会”发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凭此经验，我们的“公民社会”也要发端于一场我们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借活的古文化（先秦尚属活文化，秦之后基本都属于死文化），以确立现代“公民社会”之意。确切地讲，即使是先秦的诸子百家活文化，离我们今天所期盼的“公民社会”文化仍有很大的差距，古文化必定有它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的“文艺复兴”也一定需要和“公民社会”这个大方向挂钩。欧洲的“文艺复兴”20%的东西是复兴古代的东西；80%是创新性开拓“公民社会”的新东西。所以我们的“文艺复兴”也应该20%的东西是复兴古代的东西；80%是创新性开拓“公民社会”的新东西。若不，就真的沦为某一些人地地道道的“复古派”。古思想一定要有“新意”，新社会才能成为“新时代”。

      老子提出“无为”的道家思想，其现代新意是，反对中央集权，主张联邦分治、地方自治，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社会能做好的事，政府最好都不要在管；地方能做好的事，中央最好都不要在管。在“公民社会”里政府的角色就是一个守夜人，而不能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巨人。从“公民社会”视野出发，道家的“无为”思想就是奉劝政府不要专政、不要集权，不要事事都出头露面，要归还民众的自治和自由。道家的“无为”思想也在提醒我们中国人不要过分地“惟利是图”，不要过分地“追求物化”，社会的道德和良知也需要人们去重视，绿色经济、绿色生活方式也更具有价值——人不是越能开疆拓土越伟大、不是越能不顾环境灾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越了不起。道家的“无为”思想就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人类“人和自然必须和谐共存”。道家的“无为”思想就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人类“即使是人也不能为所欲为”——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人类疯狂地盲目追求物质财富享乐，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人类到了该回归“自然之道”的理性道路上来。21世纪的人类要明白两千多年前老子“无为”思想的真谛：自然是人类的生活伙伴，而不是任意征伐的对象。

   孔孟儒学，虽然从汉武帝起被“大一统”的帝王极权社会所利用，阉割之后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帝王御用工具，为其败坏了不少名声。但那是“假儒学”。先秦的“真儒学”还是很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的。对待“儒学”我们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孔儒主张的“仁政”，就是还民自由（最大的义）、还民民主（最大的仁），一句话，推行“民主”就是今天最大的“仁政”。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代新解：“广大的民众才是一个社会繁荣昌盛的根基，是“民”而不是“圣上和官府”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动力，惟有‘民主’才能调动民众最大的积极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告戒我们“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以民为主”，简称“民主”。

   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数墨家思想离“公民社会”最近。《兼爱中》云：“于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其意是，仁义之士所要做的事，必然是兴盛天下人的利益，消除天下人的危害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就也是说，君子要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墨家不象儒家虚伪地回避“利”（因此儒家有‘虚伪道德之学说’之嫌），直言“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大力提倡“公利”，宣扬“公众社会”观念。墨家的“兼爱”思想几乎完全和现代“公民社会”倡导的“博爱”思想雷同。墨家信鬼神，这和欧洲基督教信“地狱和天堂”很相似，兼爱的人，神找之；邪恶的人，鬼找之。这就是基督教“善良的人死后升入天堂，邪恶的人死后坠入地狱”的说法很相似（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帝王极权政治”占据了80%以上的社会空间，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没有了足够的空间可以形成，导致中国人在古代宗教信仰杂乱无章，从太白金星‘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如来佛主等，宗教信仰的缺失，使得中国人别无选择地依附于“帝王极权政治”，成为世界上两千年来最好的奴民），虽然先秦的墨家思想有点象欧洲古代的基督教，但其与完整意义的基督教文化仍有很大差距，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墨家思想的伟大。

   法家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最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它积极支持帝王加强极端专制统治，为中国社会最终不幸走向“极权道路”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法家法制严明、奖罚分明，也可以把它思想体系引入到“法治社会”的轨道上给予复兴。法家思想，其原意与今天的“法制社会”理念格格不入，法家是一门心思专门支持“帝王一人独裁专制”的，并为“帝王一人独裁专制”提供尽可能一切的执政工具。就是这样一支思想仍有其复兴的价值，其“崇尚法制，法律面前王子与庶民同罪”等思想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总之，中国的“文艺复兴”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如何帮助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公民社会”，如果离开了这一个“基本点”，那么所谓的“复兴传统文化”就只能蜕变成“袁世凯尊孔”或“孙传芳复古”之类的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