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５月19日凌晨。 

　　据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这天的周恩来一连参加完两个会议之后，己是凌晨２点有余。他回到办公室，用冷水洗了洗脸，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便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 

　　按惯例，周恩来先批示了一些急需处理的文件，而后交秘书即刻办理。接着，周恩来又阅看由秘书整理打印好的群众来信摘要。他一连看了几封，内容千篇一律，全都是关于批林批孔的。正当他准备住时，另一封群众来信却突然将他吸引住了。 

　　它所涉及的既不是批林批孔，也不是斗资批修，而是令周恩来颇感兴趣的问题：通信卫星！ 

　　周恩来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居然有人放弃了“革命”的“大好时机”，直接给他写来这封信，谈到了他脑子里始终没有忘记的通信卫星问题。 

　　周恩来的神志陡然兴奋起来。他清楚地记得，早在１９７０年６月３日，他在一份文件上就对通信卫星的问题作过批示。４年中，他记不清有多少次同有关部门谈到通信卫星的问题了。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通信卫星的问题一拖再拖，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周恩来合上文件夹，叫来秘书，让马上把那封群众来信的原件找来。 

　　片刻，秘书将这封群众来信的原稿送到了周恩来手上。 

　　周恩来接过信一看，只见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亲启”几个十分工整的大字。凭字体判断，周恩来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群众来信。他将信展开，一行工整有力的毛笔字便出现在他的眼前：《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 

　　一见这个题目，周恩来马上将信全部展开。这时，他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不得不用又手捂住胸口，艰难地弯下腰去。秘书慌忙过去扶住周恩来，周恩来一弯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 

　　秘书急忙劝告周恩来说：“总理，先回屋休息休息吧。”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好了。” 

　　刚一说完，周恩来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片刻，周恩来端起茶杯，喝了两口，然后拿起信，一字一句地看了下去。 

　　周恩来一边看，一边想，一边还用红蓝铅笔在信上划下一道又一道的红杠杠。看着看着，他焦虑的脸上便渐渐舒展开来。 

　　在周恩来看来，此信写得很认真，很有见解，很有感情，也很有个性。不仅言简意赅，言笔流畅，书写规范，字迹清楚，而且，内容扎实，情况熟悉，逻辑严谨，推论准确，对中国的通信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析十分透彻。许多观点新鲜独特，很有价值。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 

　　周恩来看完信，最后将目光停在了写信人的名字上：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 

　　这三位是什么人呢？ 

　　（编者代言，这三人当年是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年轻人，后来被称为“邮电学院三剑客”） 

　　周恩来在三个人的名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红杠杠，然后又打上一个问号，这才站起身来，在办公桌前踱开了步子。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之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叫过秘书，问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 

　　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阵剧列的咳嗽。 

　　周恩来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拿着那封信，起身慢慢走到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深思之中。 

　　应该说两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那个“黑匣子”，对周恩来所产生的震动是比较大的。作为见多识广的周恩来，当然早就知道美国的通信比中国的通信先进，但他毕竟是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无线电通信专家，他没想到，美国那个小小的“黑匣子”居然能将他和尼克松在北京的一言一行，眨眼间通过通信卫星传到美国的千家万户，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他恍然感到，尽快发展中国的通信卫星，实在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买下了美国的两个卫星通信地面站，一个用于边事研究，另一个则用于民用开发。 

　　但出乎周恩来意料之外的是，后来江青等人则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某些基层单位掀起了一股大批“洋奴哲学”的风潮，竟说什么买美国的卫星地面站是“崇洋媚外”、“践踏国格”。再加上后来一部分专家到美国考察时，美国人送给了他们一对水晶蜗牛，这水晶蜗牛拿回国后，又被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批林孔运动揭开序幕后，江青等人更是借此推波助澜，到处将买卫星地面站的事和“蜗牛事件”散布扩张，小题大做。就在不久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竟然还公开点名，对所谓的“蜗牛事件”作了批判。并含沙射影，说“蜗牛事件”是典型的“爬行主义”、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其后台人物就在中央！ 

　　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形势下，面对这封普通而又非凡的群众来信，该作何处理呢？ 

　　周恩来捂着胸口，再次踱开了步子。 

　　片刻，周恩来重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次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轨道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 

　　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这后的１１天，即1974年６月１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5.19”批示，是周恩来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批示，也是最后一个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