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由中国和日本各自10位历史学家组成的“共同历史研究会”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前首相对华进行“破冰之旅”，在中日首脑会谈上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共识，决定年内建立本研究会。后来，每年一次，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行学术交流会。《报告》是双方4次碰撞的结晶，共550页，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给双方成员提供了各自发表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双方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充满东方色彩，“两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有分歧，但通过交流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接近”。

  历史认识问题至少牵涉到政治外交、学术研究以及国民感情。三者之间呈现出紧锣密鼓的关联，缺一不可，只能良性循环，否则一塌糊涂。只有良好的政治氛围，才能建立健康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逐步深化，民众之间的相互感情才能慢慢靠近。召开“研究会”，发表《报告》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正是两国“官民一体”的多层化互动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日方成员从头到尾参与了研究会的朋友给我发邮件说，“这是在政治上有着局限的研究”。可想而知，中日之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众多领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是好或坏，高或低，优或劣，双方都需要对方，讨论“哪一方更需要对方？是没有意义的，就尽可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同舟共进。

以上为客套话，以下说点问题。

  2006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历史认识能否超越国界？”的文章，说“中日关系好像依然未长大成人，至少难说‘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认识究竟能否超越国界？”；“共同研究之目的，并不仅仅是共享所谓‘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是通过研究的深化，来谋求相互理解的增进，将历史争议局限在小范围内，既不回避历史观差异，也不夸大”。

  2010年2月1日，《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发布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各自表述历史认识，驳斥日本右翼观点”的文章，引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的观点说“日本学者的观点有很大进步，特别是与右翼学者有明显不同”；还引用“专家”的观点说，“这样的对话和研究应继续下去，用研究成果引导两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驳斥日本右翼的历史观，让历史问题不再成为障碍”。

  “研究”走过三年，是在政府主导，由官方来制定的框架下，让来自民间的学者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目前中日政治环境当中把交流的潜力和思想的共识发挥到极致，令人钦佩。那么，《南方都市报》3年前提出的问题——“历史认识有没有超过国界？”，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对此，《环球时报》非常客观而明确地给予了答案——颇为艰难，几乎不可能。

  说白了，中日双方的学者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暂时无法贴近的差距。中方成员兴高采烈地评论说，“日本学者的历史观有进步，有利于驳斥右翼的历史观”，这句话真实地反映着中国学者对历史认识坚定不移的核心立场。在他们眼里，参加“共同历史研究会”的日方成员是所谓“非右翼”，是能够交流的对象，并区别于所谓“右翼”分子。什么是“右翼”？就是其观点与中国体制所允许的话语范围不相容的人群。

  中国学者至少在公开、正式的中文场合只能与“非右翼”分子打交道，“右翼”则是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一直感到疑惑，中方学者为何不主动去跟日方右翼分子交流呢？只能跟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交流等于自言自语、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就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提高知识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天经地义，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允许一个学者具有独立的观点和立场，必须符合所谓“国家利益”和“政治正确”。这是内政，并不奇怪。

  我只是想提出一点，中国学者在右翼面前能否做到不扮演“评论员（commentator）”，而扮演“交流者（communicator）”的角色。现状是，假如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他们所认为的右翼，就立刻攻击，并评价为“退步”；另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他们所认为的非右翼，就立刻表扬，并评价为“进步”。岂有此理，思想交流并非这么简单的二元结构。

  考虑到两国政治体制、生存环境等深层不同，把交流的对象分成“友人”和“敌人”（比如，中国领导人老用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对外交往上听起来很亲切，却最为政治化的叫法）也是可以理解，无可奈何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中国知识界，正在重新走进“阶级斗争”的时代…（待续）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2月3日，原标题为“日本右翼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