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二十世纪末叶，在几乎每一个中型以上的德国城市里，都可见到许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人。他们有的正在大学里埋首攻读，有的则已完成学业，进入了德国社会的企业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中尤其以来自中国大陆的学人为最多。如果从最近二十年的历史来看，第一批中国大陆留学生踏上德国土地的时间是1978年起，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向西方，其中包括联邦德国，派遣留学生就是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来自中国大陆的自费学生逐渐增多，从而使德国土地上，来自遥远中国的人们变得不再象从前那样令人感到神秘；同时，更主要的是，随着大量中国青年接受德国教育，德国正在日益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

如果人们把中国青年到德国留学，看成是德国文化精神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为了探究历史上德中两国文化精神的互相渗透和影响，两个实际而有意思的问题是：历史上最早的中国留学生是什么时候来到德国的？他们在德国的情况又如何？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中国政府最早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是在1872年。那一年，由中国清政府挑选的30名12到15岁之间的少年，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长的辫子，在上海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然而，这30名中国少年只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但却不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正是这批中国少年赴美留学的实际组织者，1854年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念Hong）。

说起容闳，当今西方世界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兼有开拓者和悲剧英雄双重色彩的人物。他1840年18岁时跟随美国教师布朗赴美国留学——当时距英国用大炮将中国的国门打开，只过了四年。容闳就这样成了中国第一个远涉重洋前往西方留学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他在耶鲁大学完成了语言文学的学业后，于1854年启程回国，那一年他才26岁。26岁的容闳，不但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以及隐藏在这背后的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洞察，而且还带回了一个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那就是：让下一代的中国青年也能接受和他一样的教育；通过让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教育，使衰弱的中华帝国得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

就这样，容闳回国后，又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变成了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通过当时中国清政府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远见的人物——曾国藩，他从1870年起开始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终于促成了上面听说的30名中国少年1872年首次踏上赴美留学行程；容闳同时也被中国清政府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并亲自负责挑选保送赴美留学的少年学子。以后，中国清政府又陆续派遣了几批这样的少年学子赴美留学。然而，当这些十多岁的中国少年很快适应了美国社会的观念和生活，并且益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时候，中国清政府内的传统、保守势力便对容闳的留学生派遣计划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终于，1881年，随着中国清政府一声令下，所有正在美国留学的120名中国学生被迫中断学业，被遣送回国。接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容闳，在中国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终于还是败下阵来。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容闳与保守势力的斗争结果，其实，是对那个时代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念必然反映。而等到中国政府第二次大规模对外派遣留学生，则已经是在中国“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发生激烈较量，之后最终导致《辛丑条约》签订的1901年了。

中国最早的留学生踏上德国土地是在1876年，仅仅比首批中国少年学子踏上美国土地晚了四年。不同的是，推动中国人赴德国留学的不是容闳，而是当时的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首批赴德留学的中国人也不是少年学子，而是七名中国海军军官。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开始在中国推行倾向德国的政策。他在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在过去若干年中，德国通过努力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它具有合理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系，机器工业和造船工业也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因此可与英国、俄国及其他强国并驾齐驱。尤其是这个国家远离中国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同时它的传教士在中国也从未引起过任何麻烦。”李鸿章决定首先从派遣中国军官赴德国进修做起，以学习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一计划等到了当时德国驻华公使馆和“克虏伯”公司的支持。1876年，当“克虏伯”公司武器设计师雷迈尔在中国任职三年后返回德国时，受李鸿章的委派，与他一同前往德国的还有七名中国海军军官。

向德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德国的海军和造船工艺，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将领。遗憾的只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殉职身亡。至于中国学生到德国系统地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也是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后的事了。但是，在这以前，也有一些中国学生以私人费用，在德国的一些大学里学习。根据许多欧洲和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国第一个在德国大学正式注册学习的留学生是辜鸿铭。据记载，这位出生于马来亚的中国人曾于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注册，并于187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他又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但是，根据一些历史学者的考证，在当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注册名单中，却找不到辜鸿铭的名字，因此，辜鸿铭作为第一个系统接受德国教育的中国人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传说或者野史记载而已。

根据有据可查的资料，中国学生最早在德国大学注册，是在1899年的冬季学期，地点是柏林威廉大学，注册的专业是德语。1902年，在德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25名，到1906年就已上升到50名；而到1922年，全德国大学中国正式注册学生的数量已达到近百人。留学生的集中地主要是柏林，除此以外还有莱比锡、慕尼黑和汉诺威等地，中国学生的学习专业主要是法学和经济学，学习自然科学者人数的大量增多，则是在1908年到1909年之间，其中最为热门的专业是化学和物理；相比之下，攻读医学者的人数要少得多。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名叫李复机。他1906年在柏林威廉大学注册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一个后便完成博士学业；在这之前，他曾在伦敦学习物理学，并有一年的机械实习经验。经李复机之后，半年后便又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柏林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官派留学生，其费用都由学生原居住地的省政府承担，其中派出留学生人数是多的是当时的江南、湖北两省；两省总督端方是一位颇倾心于德国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精神的人士。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中国留德学生绝大部分都出来同来自江南、湖北两省。与些同时，在德国也成立了“德国——中国协会”，由德国前驻华公使冯·施瓦茨恩斯坦茵（Vou Schwarzenstein）担任首任主席。这个协会的总部设于柏林，它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如寻找住房，了解德国以及毕业后在德国积累工作经验等。这个协会也经常举办活动，邀请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官就中国问题以及中德两国关系等问题作报告。由于赴德留学者的人数越来越多，1908年，中国政府派出宙员蒯（念Kuai）光典赴欧洲担任留学总督，具体负责中国留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事务。然而，也乎中国政府意料的是，留学总督的派遣，反而引发了一场中国留学生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也第一次显示了接受西方教育后中国学生所具有的自由和反叛精神。

事情起源于1909年在中国派驻欧洲的留学总督蒯光典与德国普鲁士文化部就留德中国学生问题而签订的一个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了中国驻欧洲留学总督对留学生的监护权，其中的第四条甚至还规定：每半个学年，中国学生必须参加由教授他课程的德国教员为他设置的课程考试，考试结束后须出具成绩单，交中国驻欧留学总督存档备案。没想到，这一以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看来属于天经地义的检查手段，在中国留学生那里激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长年受德国大学自由学习和研究气氛薰陶，已使中国留学生极不习惯于这种以强制性手段逼迫学生接受知识，但却严重忽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的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在当时的德国大学里，流传着一名已故德国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在德国大学学习的学生，可以毁掉自己，也可以使自己成为英雄；他的自由就是对他的性格和意志的试金石。”在这促情况下，中国留学生集体向柏林威廉大学校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在德国大学里获得与其他国家学生的同等待遇。请愿书指出，中国留学生愿意遵守德国大学的一切法律和规定，但不能接受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规定，因为这个规定的根本目的是在德国大学自由的学习和研究气氛中，继续贯彻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手段；尤其是与日本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将会因为接受来自上层的严格管理而遭到人们的歧视；更何况正在德国中学求学的中国中学生们都尚未受到这样的严格管理。

这场斗争最终以中国留学生们的胜利告终，协定中的第四条被取消，刻意想出这一规定的中国驻欧留学总督蒯光典不久便辞职回国。当今天的人们回首近90年前的这一往事时，不禁会想起1988年发生在留德中国学生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一场纷争：当时，中国使馆曾硬性规定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习期限，到期仍不能完成学业者将不能得到延长。在中国学生的抗议下，最后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留学生们最终争回了自己管理看书的权利。

近120年前，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创者容闳与国内保守势力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其焦点就是通过留学，究竟是将学生塑造成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还是只学了一点专业知识，然而在思维观念上却仍是因循守旧的所谓“纯正”中国人。1909年和1988年发生在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政府驻外机构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这个大框架中的两个小缩影；而追寻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的情况，再将它与今天的留德学生状况加以比较，人们也似乎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在德中两国文化交往过程中留下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