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整整十年前，笔者为《德国之声》采写的一篇专题报道，今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也许会另有一番感受。下面是报道的全文：

提起张君劢这个名字，中国大陆的年轻听众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对老一代的大陆听众，以及对台湾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张君劢想必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946年，经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制定国民大会通过了《由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历经50年，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成功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起草人就是曾经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张君劢。由于这部宪法的成功，张君劢在当时中国公众的心目中，似乎成了宪法专家和权威。然而，如果追究张君劢的学历和专业研究领域，他其实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学者和哲学家。1932年，他联合其他一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在中国宣传并尝试实行和平方式的社会主义。1947年，这个党改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至今仍在台湾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至于在西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张君劢更是受到重视，被认为是相当了解中西方文化，并试图予以整合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他一生都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向中国公众人们介绍德国在宪政改革及实行社会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因而成为当代中国追随“德国模式”的第一代表人物。今年是张君劢诞辰110周年。我们在今天的“德国与中国”节目里，就向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张君劢当年在回中国介绍“德国模式”方面所作贡献。

张君劢1886年出生于中国的江苏省，青年时代便追随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夕，他跟随梁启超去日本留学，并不断参与由梁启超组织的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为止。在日本期间，张君劢对宪政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发奋研究了英、美、法、德等国的宪法模式。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那样，他早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宪政改革事业，并为此而奋斗；这一奋斗使他在40年后，也就是1947年，成了中国宪法的起草人。当然，在日本研究期间，与英、美、法、德国的模式相比，更为吸引他的还是德国的模式。因此，1913年5月，他从日本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系学习。

张君劢一生一共两次来到德国，这是他第一次来德国。当时的德国还是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27岁的张君劢所经历的，是食品缺乏、住房拥挤，以及由于连续不断的工人罢工而造成的社会动荡。这一切使张君劢感到，欧洲社会将面临一场剧变。因此，尽管他在柏林大学选修了经济学、财政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课程，但他的兴趣点并没有真正在学问上面。他更为关心的是欧洲现实政治的发展。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张君劢形成了他一生的行为模式和倾向，那就是：求学不以学问为终身之业，而是把它作为救国的一个手段。事实上，以后张君劢确实一生绯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学术来拯救政治，最后成为一个学者与政治家两栖型的人物。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张君劢放弃了他的学业。当他的许多同学由于欧洲局势混乱而纷纷回国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应该留下来观察战争的发展。于是，他买来很多书和地图，天天阅读报纸，并亲自跑到比利时前线去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张君劢当时的行动来看，他与其说是个学者，还不如说更多地象个新闻记者。1916年3月他回到中国，6月担任了《时事新报》总编辑的职务。1918年，他又到北京大学任教。然而，这些工作并没有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的眼光一直关注着正经历战乱的欧洲大陆。1919年初，他受梁启超的邀请列席巴黎和会。这样，在经历了近三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欧洲。

1920年元旦，在结束参加巴黎和会之后，他随梁启超来到德国。当时，德国作为战败国，正经历了推翻帝制，召开国民会议以及通过著名的威玛宪法等一系到惊天动地的事件。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战后德国的状况立即引起了张君劢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和中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首先，两国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制；两国新成立的共和国都必须同难以控制的军方进行斗争。但不同的是，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没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也没有通过一部宪法，而德国却只用六、七个月就把这两件事都完成了。因此，他认为，德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大大借鉴。当时，他对德国的兴趣，主要说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德国新颁布的《威玛宪法》；二、德国式的社会民主。

在宪法方面，张君劢认为《威玛宪法》首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就是它将代议制和直接民主互相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国模仿英法模式而在当时的民国政府里实行绝对议会政治，其结果是造成在民主素质还不够成熟的中国，议会仅由几个政党控制，这些政党只是从自己的权力欲望出发，互相争吵不休，而作为主人翁的人民则如隔岸观火，因为人民没有直接参政的权利，各地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虽渴望和平，但因为不能直接参政，所以和平对百姓来说，永远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张君劢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向德国学习，在议会民主之外实行直接民主，当议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人们便可以越过它，求助于公民直接投票。当然，他知道，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立即实行直接民主可能会有困难。因此，他建议，先推荐某些地方组织机构在普选中代表人民，如农会、商会、学社和地方议会，它们对人民意志的代表，应该比只有几百人的国会来得更为真切。张君劢把这一过渡性的做法，称为“相对直接民主”。他认为，只有通过参与政治，才能养成中国国民的民主素养，培养他们创造民主的必要技巧。

在观察德国威玛共和国的运作情况时，张君劢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民主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而中国却遭失败？他把答案归结于德国人的性格。他认为同样一部法律，在德国可能被遵守，而在中国则仅为摆设，其中的原因在于德国人有种遵纪守法的民族性格，而中国人却没有。他认为，在德国的国民议会里，存在着一种相互尊重，和舟共济的精神；与袁世凯手下那些中国议员和各省督军相比，德国的成功要归于各党在议会里既能争，又能让，从而同心协力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张君劢当时在中国国内写了一系列文章，围绕如何培养中国人的这些品质发表了意见。同时，他进一步认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要制定一部宪法，那么，这部宪法的楷模就是德国的《威玛宪法》，必须以折衷方案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以体现国民思想的一致性。40年后，当张君劢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时，遵循的也正是这一思想；其结果是：这部宪法在当时获得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政党和社会贤达的认同，制定国民大会召开时，原稿一字未改就获得了通过。

张君劢也注意到在德国《威玛宪法》起草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努力。他认为，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德国不可能在战后短时期内就取得这样的成功。由此，他又开始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史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启迪意义。张君劢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趣起源于他在日本留学时期。但在具体模式上，究竟是采用“俄国模式”，也就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苏维埃革命，还是采用“德国模式”，也就是走议会道路，进行体制内改良，这对张君劢来说，一直是个模糊的问题。直到他第二次考察德国，张君劢才坚定了他对“德国模式”的选择。他认为，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倡导并实行的稳健型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中国追求的目标。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75年，它的前身是由拉萨尔在186年创建的德国工人总协会以及由蓓蓓尔和里卜克内西特于1868年创建的德国工人协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虽然一开始的宗旨是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求得工人阶级的最终解放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化，但它的行动方式由于受拉萨尔派的影响，却是温和稳健的。因此，马克思曾经专门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批评这种倾向。以后，社会民主党内激进派人士，单独组成了德国共产党；而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所谓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事件后，则继续保持了它和平、稳健的风格。1890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欧洲最大的议会制社会主义党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有党员10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进入魏玛共和国政府；以后，这个党的人士又两次出任了共和国总理的职务。张君劢第二次考察德国期间，广泛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和理论家，其中有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夏德曼。这些曾经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进行过激烈辩论的社会民主党人，给张君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组建政府治理国家的现实，也使张君劢看到了实行非暴力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的政府里，张君劢又看到了“混合经济”的优越性。所谓“混合经济”就是指国家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等社会物质丰富起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的土地国有化，从而防止重大生产资料流入大资本之手。张君劢认为，这种方式既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同时又可防止贫富分化，从而可以实惠人类共同幸福的目标。他认为，这种方式将避免俄国十月革命后那种突然、彻底的社会主义化而带来的灾难。受到“德国改良模式”鼓舞，张君劢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写了一系列文章，评论苏联和德国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前途：德国乎？》、《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立国之道》等。他认为社会进步可以通过革命和改良来进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无疑是前者，他的探索令人吃惊得无法效仿他；可是德国的革命却是另一回事，由于国民的技术，它成功地组建了政府并通过了宪法。他还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应顺从民意，他怀疑由列宁领导的革命是否符合民意，俄国领导人应等到民意成功之后，再采取行动。他认为俄国与德国社会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俄国社会主义是勇猛型的，而德国社会主义则是脚踏实地的。除此之外，他也反对列宁把被推翻的阶级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做法，认为这样缺乏法律基础。他还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论证中国更适合于社会改良。他说，中国人受儒家哲学的影响，讲究“中庸之道”，因此从民族性格上学，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社会改良思想。

在向中国国民介绍德国宪政和社会民主模式的同时，张君劢还于1920年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他明确提出中国不能实行美国式的纯资本主义，而应代之以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体制，在经济体制上应实行德国式的“混合经济”，同时对银行和大产业征收重税，以防止他们运用经济力量来影响政治。结合德国当时企业民主的成功经验，他尤其提出应逐渐在工厂建立工人会议，以保障工人权利，并缓和劳资矛盾，千万不可等工人和资本家严惩对立后再进行补救。从这些思想来看，张君劢当时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德国式的民主，而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当然，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最后随着希特勒上台而失败了，但这并没有使张君劢改变他对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当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曾一再奉劝冲突双方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和平方式促进中国的进步。他曾劝导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有左派主张，也劝导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榜样，走社会民主的和平道路。由他起草的1949年中国宪法，也尽力体现各派政治力量的和平相处，同舟共济的精神。而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领导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既独立于国民党，也独立于共产党，成为著名的第三力量。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张君劢又一次引用德国经验以激励中国国民民族斗志的事例。1937年，张君劢编译了18到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在中国生死存亡的紧张关口，很多人开始都对张君劢编译这本书的动机感到迷惑，但读完全书后，才深深地钦佩于张君劢的良苦用心。菲希德是19世纪初德国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806年拿破仑率军入侵普鲁士，结果普鲁士大败，连柏林都落入法军之手。这时，菲希德连续三个月，每周一次在柏林法军枪杆底下发表“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菲希德国在演讲中既反省德国民族失败的原因以及在民族素质上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指出德意志民族的优良品质所在，指出德国的复兴在于唤起民族精神，而唤起精神的关键，则在于提倡一种崭新的教育方法。张君劢在书的前言中告诉中国读者，他山之石，可以改玉，凡国耻之来，不起于外而起于内；中日之所以有今日，不应责怪日本，而应责怪中国自己；中国人只有象当年的德国人那样，认真总结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唤起民族精神，才能最终战胜外敌。这本书出版后，受到极大的欢迎，几年之间接连出了四版。

作为学者，张君劢始终将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上，直到他1969年在美国去世为止；而在关注政治问题时，他每一次的参照模式几乎都是德国经验。这不但使德国模式“在当时的中国赢得了众多知音，也使张君劢本人在德国受到了尊重。在他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专门介绍他当年的功绩，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了解并怀念这位已逝的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