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德国那年,我曾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呆了一段时间。由于位处离得近,我时常去同事那里聊天、吃饭、一来二往,便与同事的房东太太搞熟了。房东太太名叫露特·帕普斯特,50多岁,模样看上去斯斯文文,然而却是个一辈子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她的三个子女都已成年离家,当小职员的丈夫几年前又患癌症去世,于是她便一个人守着一幢不算小但也决不算太大的房子。她说话嗓门很大(这一点与很多德国人截然相反),爱笑,也爱激动,每每是我刚推开园子的篱笆门,她就隔着窗户看见,并扯着大嗓门在房里边笑边说:“逗趣的小伙子又来了。”——那是时间长了,她给我起的雅号,而我则是直到今天,还规规矩矩地称她为帕普斯特太太。
工作日的晚上和星期天,我们常在一起喝咖啡,看电视、聊天,有时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或一个下午。 她爱看电视,常边看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德国影视界的名人轶事,半年下来,我也俨然成了“德国影视通”。然而,她最不愿意看反映二次大点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就她永远忘不了1945年她13岁时,在盟军炮火下,跟着爷爷、奶奶,历时半年一路从东德逃荒,要饭到西德的悲惨经历。她的生日是4月20日,正好与希特勒的生日在同一天。那天,她说起这个,先是扯开大嗓门自嘲般地乐了一番,接着便露出忧郁的神色,指着脑门对我说:“希特勒,这里,这里(意即为狂人——笔者注)。可惜这样的人德国今天还有。”
和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的德国人一样,帕普斯特太太也盲目地相信在德国的外国人太多了,给德国社会带来了不利;她在与我们谈起有些德国人与外国人通婚时,神情是那么的愤愤然,觉得这简直有辱于德国人的脸面;就连她已故丈夫祖辈的法国血统,也是她女儿先告诉我的,她得知后曾一度脸色颇不自然。然而,她对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却又表现出无微不至的热情。她知道我有“开夜车”的习惯,晚上离别前,总要在我手里塞上一块蛋糕或巧克力,就是晚上别饿坏了身体,还说我远离母亲,她就是我的母亲。到后来,我干脆非正式地认下了这个“德国干妈”,而她也每每母亲自居,对我的起居饮食管头管脚一番。那年11月正逢我29周岁生日,她知道后又是买酒,又是点蜡烛,又是通知周围邻居,足足忙了大半天,晚上还为我选好我感兴趣的电视节目,说是要让我的生日善始善终。当我几周后向她转达我母亲对她的感谢和问候时,她竟乐得象个稚童,尽管她自己有两个亲生的儿子和亲生女儿。
我与帕普斯特太太相处这么长时间,很少见到她的儿女来看望她。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必有难言之隐。时间长了彼此也熟了,一个冬日的下午,她向我彻彻底底兜了家底:二儿子为了祖传的小提琴,轻听媳妇一面之辞,已与她六年没有来往;24岁的女儿还在大学读书,却已与一名18岁的中学生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扯着大嗓门,对我这个外国人一五一十地扬着家丑,眼里早已没了一般德国人面对外国人时的那股傲气,有的只是一片迷茫:“我真不懂,我们家从小家教严格,为什么却会发生这种丑闻?”接着,她又滔滔谈起当年她们那一代女孩子是如何如何自尊矜持而又交往有分寸。恍惚间,我忽然觉得,除了语言、肤色不同,坐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中国老太太。
帕普斯特太太出乎慷慨,只要家里有客,她会顺其所有而奉之。有一次,为了我偶而说起的想喝意大利咖啡,她竟跑了几家超市,一样一样地买来并不便宜的意大利咖啡粉和奶油。然而,有谁知道在她身上还压着近十万马克的债务。二十年前,她和丈夫买下这幢房子,不料分期付款未完,丈夫却已撒手西归,留给她一大笔债务及每月不到一千马克的“寡妇养老金”。为了这,她把楼上楼下几乎全部出租用以抵债斋 自己仅留面积不到整幢房子五分之一的一角,还连续几年参加由电视台举办的彩票游戏,痴痴地期待着一认之间发一笔大财。每当星期三晚上电视台公布彩票中奖号码时,看见她手拿一支笔、一张纸,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的时候,我就从心底里祝她如愿。但几年来,她赢得最多的一次也才9个马克。每当看见她看见她看完中奖号码后那咬牙切齿愤懑而又失望的样子,我既觉得好笑,又只能再次真诚地祝她“下次如愿”。看着她的艰难,我们想方设法帮她一点。我因常在同事处吃饭,便从耗用她水电的名义每月付她50马克,她开始不纳,后来也以“上帝的名义”收下了。
我离开那个城市之前,她悄悄地告诉我,她要卖房子了,因为靠现在这样还债实在太慢。卖房以后怎么办?她说她也不知道,也许会去租一套便宜公寓,再往后便去养老院,或出钱请个人侍候,让我常同她保持联系,不管她今后怎样,都能常去看看她。我答应了,心里却一阵难过。尽管她有三个亲生孩子,尽管她到今年4月也才满60岁,但老境凄凉看来是难免的了。去年圣诞节前,她寄来一张贺卡,没谈别的,光是祝贺,但从语气的不连贯上似乎能感觉到她下笔时的不易。说实在的,我真的希望她在游戏中如愿中上头彩,再次听到她扯着大嗓门的开怀笑声。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