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日播出

短短三十年，香港何以从全球最腐败的地区变成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我现在见过很多世界上很多贪污腐败的社会，我相信香港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贪污腐败的地方。

香港为何胜在ICAC，廉政公署，它何以在贪污成风的社会中树立威望。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最高领导，有着最高的政治的决心。

2006年10月22日，来自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贪组织在北京举行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连同此前在媒体上广泛报道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反贪也成为了中国内地的民众所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国际上一个非常有效的反贪犯的香港廉政公署。这个组织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使香港社会从贪污成风转变为了高效廉洁。

    在这次反贪局联合会上，我们见到了来参加会议的郭文纬。退休前，他是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早在1975年，他就加入了成立不到一年的廉政公署，一直供职于廉署最重大的部门执行处，直到退休。

    郭文伟：你听过有一句话说“三生有幸”？我觉得自己一生有三幸，我觉得我有三个幸运，第一，就是我出生于一个非常贪污腐败的社会，就是香港。这是因为香港人民贪污腐败，终于政府要做行动，要成立那个廉政公署，在1974年成立，那我就有机会加入这个廉政公署，这是我第二个幸运。第三个幸运，就是因为我可以见证整个过程，所以我在2002年退休之后，我就受到很多邀请，世界很多个国家邀请我去对他们顾问，对他们培训，国内也有这样很多培训，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很惬意的，这是我退休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说我一生有三运。

郭文纬出生于四十年代的香港，从小见证了香港的腐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香港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地和出口地区，而当时的反贪工作归警队负责，因为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官场，特别是警队的贪污腐败情况愈演愈烈。

    曾子墨：那在1974年廉署正式成立之前，香港社会，它的贪污腐败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呢？

郭文伟：我相信，可能我现在见过很多世界上很多贪污腐败的社会，我相信香港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贪污腐败的地方。当时的社会有点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接受，市民已经接受贪污腐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句话就是贪污是由出生到去世，出生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医院里面生育的时候，你要什么服务，你都要小费才可以拿到一杯水，一条毛巾，人家给一杯水，拿到小费。你去世的时候，去拿死亡证，找个墓地也要找，给点小费，要走后路才可以做得到。其中整一生，整个生活，你要拿什么，政府的服务，你都要走后门、小费，如果不是，可能也等很长的时间。

这是廉政公署成立后拍摄的一个宣传短篇，和郭文纬一样，许多香港市民都对因为贪污造成的社会不公平有着深刻的体验。

    曾子墨：那个时候香港市民怎么看待这样的贪污腐败行为呢？是认为理所当然的？还是非常的痛恨？

    郭文伟：当然是非常的痛恨，市民是非常的痛恨的。不过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曾子墨：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腐败会这么严重呢？

    郭文伟：我相信当然也跟这个殖民地的政策有关。殖民地的政策可能就是不做什么长远的教育的政策，我是做表面的功夫，如果贪污腐败，只要不影响我的政府的运作，我就不理了。事实上，贪污腐败的受益者也不只是底下的官员们，高级的官员也有嘛，这个老外，外籍的官员也是受益者的嘛，很多人都说外籍的官员来香港，做了几年，回去英国可以有大的屋子，享受他们的退休。这个也有个关系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内地还处于文革的动乱时期，而香港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是腐败已经危及了港英政府的统治？还是民怨已经无法容忍这样的社会秩序？港英政府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决定整肃纪律部队，对廉政公署的历史，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认为，这是港英政府的明智之举。

    曾子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的时候当时香港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何亮亮：当时香港社会可以说是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那么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出现了一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员，特别是警察的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行为，也迅速地在蔓延。这个情况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不满，这时候使港英当局意识到，如果听任香港官方的，就是港英政府这个体系里的腐败，如果你任其发展而不加以节制的话，它会危机港英政府的统治。那么这方面英国人可以说也是比较老谋深算了，所以他们就考虑，必须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它不能够跟香港政府的机构并行，它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其实英国也没有，英国也没有。那么最后英国人设计了一个机构就是一个用中文来说就是直属总督的反贪机构。

实际上，成立廉正公署的直接原因是葛柏贪污案。英国人葛柏是香港总警司，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的反贪机构，设在警队的反贪部门，已经发现葛柏可能有贪污问题。1973年，葛柏申请提前退休移居加拿大，在办理移民手续时，把当时约值400万港元的现金，兑汇往加拿大，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注意。以当时的物价水平，400万港元的拥有者绝对是超级富豪。加拿大政府于是通知香港警队反贪污部。就在警方勒令葛柏解释收入来源的一个星期期限中，葛柏利用警官通行证潜逃返回英国。

利用警官特权出逃，媒体又频频报道葛柏在英国享受的舒适生活，以及涉嫌巨额的贪污。在这样的情况下，港英政府竟然没有向英国当局，提出引渡葛柏回港受审。消息见报，民间积怨爆发，上千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喊着“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

    郭文伟：当时这个游行，结会，当时来说不同现在了，不常见的。也引起了公愤，所以当时也有一个，当时的港督麦里浩，他事实上也是个很好的港督的，他也看到了贪污腐败的现象很厉害，可能他自己想做，一个人也做不了，有这个丑闻之后，他就决定，我们一定要打击贪污，所以他就成立一个廉政公署，所以这个港督在香港做了十年，最后香港人非常怀念他，其中非常怀念他的原因，就是他成立一个廉政公署。

    曾子墨：在那个年代，警方的贪污相当严重，势力又非常的大，他们有没有提出反对建立廉政公署呢？

    郭文伟：我肯定当时要建立廉政公署的时候的阻力很大的，政府方面，不同的官员的阻力很大的，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港督他的决心，不理其他人的反对，不理警队的反对，他就一意孤行，成立这个廉政公署，也给予廉政公署百分之一百的支持。所以我跟外国人说，你要有效地打击贪污，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最高领导，有个最高的政治的决心。香港可以成功打击贪污，就是因为当时的港督有一个最高领导，最高的政治的决心，所以领导香港可以很成功地开始反腐败的工作。

1974年2月，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后，立即着手调查葛柏贪污案，虽然他们掌握了大量物证，包括至今保存在廉署的葛柏帐簿，里面详细记载了每次收受贿赂的情况，但是没有人出面指正葛柏。由于港英两地立法不同，廉署难以引渡葛柏。

    何亮亮：当时廉署已经在调查警方的几起案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华人的一个中级警官，在他交代的问题，其实只是交代问题了，不是正式逮捕。在他交代的问题里面发现了葛柏的问题，这也是廉署后来的一个模式，就是污点证人，就是这个中级警官你来作证，你自己的问题我们就既往不咎。

    有了这名证人的证词，加上在葛柏家中搜得的帐簿等物证，英国政府终于同意，香港廉正公署引渡葛柏。同时向媒体透露消息，葛柏再次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焦点。

    何亮亮：这样的话，它就使得，实际上就是港英通过廉正公署、通过葛柏案，很巧妙地向香港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英国的警官在香港犯了法，我要从英国把他过引渡回来，我让他接受香港的有关的廉政条例的处罚，那么这个案件可以说是办得很漂亮

   在押解葛柏的行动中，媒体对葛柏归案铺天盖地的报道，让香港市民一扫对廉政公署的怀疑。然而，作为总警司的葛柏都受到了惩罚，在当时贪污盛行的社会，其他警员会如何反映呢？

    在葛柏案之后，廉政公署一直以警方的贪污作为主要的侦办对象。到1977年10月，廉署已经成功侦办260名贪污的警务人员。这时，香港市民与警方的积怨转变成了警员与廉政公署的积怨，到1977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警廉冲突。

    曾子墨：我记得在1977年的时候，警察、警方也曾经出现过非常大反对的声音，还曾经和廉政公署发生过冲突，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形？

    郭文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这个事实上也是对打击贪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主要来说呢，我们在197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打击贪污，其中一个对象就是在警队里面的贪污腐败的现象很厉害的，还有里面的集团性的贪污，所以我们要做每一起调查，都跟警队里面的贪污，就先对整个集团，当时整个集团就是，我们要抓，要检控，都是超过100人的那么多的一个大的集团的。所以我们做的几个大的案件，就引起警队他们的心人心惶惶啊。很多警队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有曾经受贿的，不过大部分人可能不是主动地去受贿，是被动地，被动地受贿的。所以这些人很怕的，我可能收过一次两次的怎么办？终于廉政公署就会找我，所以到了1977年的时候，警队里面不安稳的现象就爆发出来了。

    这一年10月27日，据当时媒体报道，超过八千名警员家属连夜集会，抗议廉正公署。第二天超过2000名警员在港岛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浩浩荡荡抵达中环的警务署递交了请愿信，之后又向廉署总部进发，冲进廉署大肆破坏，殴打廉署官员，此后几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形势一度近乎失控。

    曾子墨：在当时那样一种背景之下，警方和廉政公署之间的情绪对立，到底发展到了怎么严重的程度呢？

    何亮亮：这个是在葛柏案之前的，葛柏之前因为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调查，做了一些调查就引起了警务人员的不满，那么我推测，这是我说的，是推测，类似葛柏这样的一些外籍的，就是英籍的高级警务人员，他们已经觉得危险了，很可能他们在挑动的，因为其实他们应该是清楚的，就是当时这个廉政公署成立以后他肯定是先抓大老虎，只有傻瓜才会把几千个警察都抓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挑动了几千警察的不满，那你就可以使廉署无从下手，因为警察他也是吃皇粮的，香港人就说吃皇粮的。它是一个铁饭碗，那么铁饭碗一旦被打破了，那就是全家都得跟着挨饿，他涉及到自己身价性命的问题，所以这个警察的情绪一旦被挑动起来以后呢，有人那么一发动就有人群起响应。

    面对政府内部两个部门的严重冲突，港督麦里浩双管齐下，一方面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对当年之前的所有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另一方面立法局通过紧急会议，授权警务署长将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务人员立即开除。

    郭文伟：这是有一个特赦令，但当时事实上对廉署的士气，对我们工作的人士，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挫败感，你可以想象，本来我当时做调查人员，我不是太高级的，我手上可能有十个调查案件、个案，可能有些已经采取行动了，有些准备采取行动了，或者是因为这个特赦令一下，我们所有的个案都要放在一边了，不可以做了。所以可以想象当时我们的感觉非常的不好。

    曾子墨：为什么一定需要这样一个特赦令，为什么一定需要不追究以前的那些贪污犯罪的行为呢？

    郭文伟：那当然这个是总督的当时的决定了。我相信他主要是要整个社会需要稳定，因为如果警队如果是不受控制的话，那整个治安就完全没有了，如果治安没有，可能所有的投资者一天都跑掉了，如果香港没有投资者，香港也完了，所以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来说。

    曾子墨：那在当时市民是不是觉得这样一个特赦令，其实是向贪污腐败行为低头？

    郭文伟：肯定是了，肯定是。很多报章，大部分的报章，都是很反对政府这个决定的，也是说政府可能是对贪污腐败低头等等，这个说法全都是的。

    曾子墨：那今天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您再回头去评价它，会觉得这个特赦令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吗？

    郭文伟：我说了，这个特赦令，事实上我们回头来看，是必须要的。如果政府做得好一点，如果他优先自己来做就要好一点，可是他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些不稳定的因素了，可能廉政公署如果是根据法律不停去调查过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以前的贪污腐败的案件，每个人都人心惶惶了。

    在大规模的警廉冲突日趋平静之后，港英政府一方面提高了警员的待遇，使他们拥有了很优厚的薪水，还拥有了很高的社会福利；而在另一方面，还加强了警队内部的自律行为，这一切都使得警员贪污的成本大大地提高了。在廉政公署成立的几年之内，严重的警队贪污现象基本消失了。然而廉政公署的存在，前所未有地制约了警员的贪污，这也使得警廉冲突持续地成为了香港民众所关心的话题。

虽然在此后的案件调查中，警廉合作成功查处了许多重大的贪污案件，2002年廉署查处的高级警司冼锦华接受免费性服务案再一次被香港舆论看作是警廉冲突的凸现。

    曾子墨：那在最近这些年警方和廉政公署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会有所表现吗？

    何亮亮：有的呀，大概最明显的就是前两年的冼锦华案，冼锦华是香港在警务界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明日之星的。如果他仕途顺利，他已经做到这个总警司，最后他有可能一直升到，比方说警务处的高层，但是恰恰是这个冼锦华被连署盯上了，廉署发现这个冼锦华他有收受贿赂，一个是收受贿赂，但是他最主要是接受一些娱乐行业，实际上就是一些高级舞厅、夜总会的老板们给他提供的这个性贿赂。香港这些方面规定得是比较严格，而且查得也是比较严格，所有的公务员，特别是到了中层以上你要升级，事先他的上级都要给他做一个品行的报告和鉴定，而且这个品行报告鉴定，要通过廉署，你要给廉署看。总之就是廉署在大概跟踪了冼锦华已经一年多了，最后就是他在海逸酒店跟这个妈妈生吃饭，跟两个妓女一起在房间，都被廉政公署以他们最先进的侦查设备全部都录下来了，掌握到了，就这样的证据，把冼锦华盯死了。

    曾子墨：那即便是招妓，那廉署又怎么能够证明，这是属于性贿赂呢？

    何亮亮：因为在香港卖淫本身是不犯法的，而且就算两个女性，她跟一个高级警司，他们在一个房间里，你不能说明什么，不犯什么罪，但问题是那两个妓女当中有一个她出来说了。那个廉署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跟她们晓以厉害，而且我相信应该是有给她们一定的好处。除了作为这个污点证人，包括甚至可能帮助他们改名换姓，帮她们寻找一个更好的职业，不要再依靠出卖肉体为生等等。

冼锦华入狱引起了香港警方对廉政公署的强烈不满，当时的警务处长公开批评了廉署的办案手法，直到当时特首董建华居中调和，警廉双方的对立情绪才有所缓和。

    何亮亮：也就是说，现在警察出现的这个情况跟这个七十年代四十年前廉署刚成立的时候，警察那种普遍的贪污腐败情况，那时完全不一样的，尽管如此，警察内部还是会出现一些案子，还是有一些害群之马。当廉署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查这些害群之马，特别是一些比较高级的警务人员的时候，那么我相信警方内部他也是不高兴。警务人员管这个廉政公署叫老廉，这名字不是一个恭维的词。就是一旦老廉插手他们觉得很麻烦。就是家丑不可外扬。我觉得大概是执法机关也都有这个心理。可是呢，廉晋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我觉得依稀也还是看到有这么一条线，虽然这个时代是不一样了，这个性质是不一样了。

无论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时隐时现的冲突，廉政公署的出现，使得原本归属于警方内部的反贪权力得到了独立，并且相互制衡，对于香港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也意味着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不过更重要的是，进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廉政公署的工作重点转向了香港的工商界，而在在许许多多的案件当中，他们都知道了警方的密切配合。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1981年，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4100美元，进入了发达社会。商业诈骗也在异常繁荣的香港社会滋生。这也成了廉政公署的反贪重点。1985年6月6日，香港海外信托银行高层突然向外宣布，“海托”因周转不灵，资不抵债，面临倒闭。这是香港第三大华资银行，为防止银行体系崩溃，港英政府需要注资2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警方当即展开调查。第二年，廉政公署加入调查。警廉项目小组成立，已经是首席调查主任的郭文纬负责这个小组。

    郭文纬：再根据国际的引渡的规则，就是你抓一个人，你要45天之内，将所有的证据要交给外国，也让他们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表面的证据，有，就可以愿意将他引渡来香港，所以等于呢，就是要求这个专案小组，要45天以内，非要破案。那可以知道，当时，我不是主要的职务，我的下属做得很辛苦很辛苦，他们在45天，会见了好像700多人吧，拿到证据就是反正几万页的文件，最后要专门要找几个人坐飞机，拿所有的文件，所有证据去美国，刚刚一天之前，才可以拿到美国，然后才可以开始个那引渡那个过程。

第一次警廉合作，因为双方的默契配合，45天就侦破了重大经济案件，被外界称为“双剑合壁”。郭文纬因此获得总督颁发的嘉许状。此后，从市民举报情况来看，公营机构的贪污情况日渐好转，廉正公署把打击重点放在了私营机构。

    曾子墨：但那个时候，这么大面积地去打击贪污，会不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当的现象，因为无论是警方的人员、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些商业机构，其实在这个社会运行当中，还是占据了相当主要的地位。

    郭文伟：那你说得很好。第一就是商业机构，香港廉政公署比很多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打击贪污是全面性的、全方位地打击贪污，不只是政府人员，对私人机构也是一样。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们第一个办理私人机构的案件，是有关英国的公司，英国资本的公司，其中一个高级的官员，就是说他去行贿做生意，那我们拘捕他的时候，就引起商业界很大的反映，他说，你们廉政公署你要打击贪污，在政府方面你搞就好了，不要在我们工商业里面搞，不要在我们私人机构里面搞，我们私人机构，我们有一些回扣的制度啊。这些我们很多年都是这样的了，不用你关心，你也不用处理。但当时呢，非常好，就是我们当时廉政公署的廉正专员，他就公开跟他们辩论，在电视里面辩论，在报纸上也是，都是很清楚地说明，我们要打击贪污，要整个社会廉洁，不可以一部分人就要廉洁，那一部分人就不用廉洁也可以，可以继续地贪污，这个是没有可能。可以令到香港可以保持廉洁的，所以我们是全方位打击贪污。

    曾子墨：那在最初反对的力量有多大呢？会不会导致廉政公署在工作过程当中、调查过程当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郭文伟：那不会。就是主要的是有两点，就是廉政公署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在廉政公署工作的时候，不会有人找什么人，我是高官还是什么人，还是政要，你不要做这个案件，不要骚扰我们的调查，没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是完全独立的，我们唯一的老板就是港督，就是因为港督是权威性地支持，还有当时呢，殖民地的体制来说呢，港督就等于是皇帝了，所以他港督说，我支持，别人的反对都没有用的。

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发展中国家由于腐败导致的经济损失达到20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更是高达5390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近两三年来，世界各国对于贪污的查处力度都明显增加，反贪越来越地多走向国际合作。 

    曾子墨：那您现在常常和内地的一些反贪机构进行沟通、联系、合作，香港廉政公署最值得内地的反贪机构学习的地方有哪些呢？

    郭文伟：我想可能不用这个学习了，我肯定，国内是有一个贪污腐败的现象，这个不只是我说的，领导也说了，国内的反贪机构的结构怎么去防止贪污，从1989年到现在还是非常进步的，以前没有真真正正地反贪法律呀等等，现在整个反贪的制度是比以前完善得多了。我自己感觉呢，就是国内是不停地进步的，也看到高层有这个决心，不过高层有这个决心，是不足够的，就是主要这个国家是这么大，高层的决心要一层一层都有这个决心，在省方面，省的领导有这个决心，市的领导有这个决心，这个就好像在整个来说，就有不同程度方面的决心。所以看看这方面，可不可以提过。

    曾子墨：但是很多人担心，如果在内地设立一个像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的调查机构的话，那么这个调查机构的权限是没有办法，有人来平衡它的，会导致这个调查机构本身也会出现贪污和腐败的情况。

    郭文伟：我想现在事实上这个监控已经可以了，例如你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局，它是直接属于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长，他是受到人大的监管，他每一年都要去人大报告，由人大决定，他是不是继续任命他做这个检察长，所以可以是这个独立机构，是直接对人大负责，那就有一个制衡的制度了嘛。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廉政公署的存在保证了香港社会的高效和廉洁，也使得香港持续成为了全球最为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廉政公署的成功，国际社会认为要归功于它的独立性，而实际上，香港立法还赋予了它强大的调查权力，不论是政府部门的高官，该是私人部门的显赫权贵，只要涉嫌贪污贿赂，一旦立案，廉政公署就有绝对的权力，对他们展开调查行为，完全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的限制。那么廉政公署的调查是如何展开的，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当中，廉政公署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将走进廉政公署，继续进行报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