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莫把人口欠债当成人口红利

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不是真正的“红利”。要纠正这种误解，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应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   茅于轼

我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64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那么没有劳动力的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肯定是减少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这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例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7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不是真正的“红利”。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4—2—1”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将来要面对6个老人。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为升高。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为“人口红利”，这产生了广泛的误解。要纠正这种误解，就要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因此，应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独生子女政策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老龄化，严重缺乏劳动力，人们的生活将大幅降低，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所以我们应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妇女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2，人口都在缓慢地下降。我国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非常值得注意。

当初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人口增加过快。20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约为17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增速已大大减缓。以人口年增长率计，30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的增加值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请看下面的曲线：

该曲线以1991年至2007年的人口增加数为依据，推导出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图表，2020年时人口不再增加，在2008~2020的12年中，平均每年增加约300万人，那么，这12年的总增加量不过3600万人左右。2007年的人口数是13.21亿，所以这样推算，中国人口的最高值是13.57亿，而不是外界所传的14亿甚至15亿。这里唯一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是否可靠。今年又要进行人口普查，也许能给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回答。

但是负担轻松的好日子很快将过去，“4—2—1“家庭结构的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附带说一句，中国人口结构中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性别比失调。2007年1～4岁的孩子中男女性别比是1.24，5～9岁这个比例为1.21，10～14岁为1.16。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段中，男人中有约20%的人找不着对象，一辈子不可能结婚。这将是一个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事实上我国的老龄化已经不可避免。如何应对？从个人的角度与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结论是不同的。从个人看，只要在年轻时储蓄，老年时就有恃无恐。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个人储蓄未必能解决老龄化问题。这里涉及现在如何借钱给将来，或者现在如何问将来借钱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人口欠债，就是现在问将来借钱的一个例子。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很舒服，将来子孙后代要还债。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当代人的消费都是由当代人的生产提供的，不是由前人的储蓄提供的。例如，当代人吃的粮食是由当代人生产的，不是几十年前的先人储蓄在米缸里的。所以老龄化社会问题，不是靠简单增加储蓄就能解决的。要思考当代人如何能把钱借给未来的人，现在这一代人生活苦一点，将来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也包括如何避免问将来的人借钱，现在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但是苦了将来的人。比如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就是问将来借钱的行为。

当代人储蓄，必定有另一个当代人借钱，不可能只有储蓄而没有借钱，而且借钱的人必定也是当代人，不是未来的人。如果这个借钱的当代人把钱用于购买家电、汽车或婚丧嫁娶，这样的一借一贷，对将来没有任何帮助。如果借钱的人是企业家，把钱用于发展生产，增加了将来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借贷可能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还要符合一个条件，即这种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少，要比现在工厂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低。否则照样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动机器。

保护环境，维护好一切设施如房屋、道路、桥梁、机器，维护老人的健康（老人的医疗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突出负担）等，都可以避免问将来借钱，减轻下一代的负担。比如，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用我们的储蓄建设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我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时，就可以“坐享其成”，所要负担的只是设备的维护和运作，这就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也起类似的作用，但是建筑的质量必须能经受住几十年上百年的折旧消耗。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建筑质量普遍较差，很难看到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而在欧洲就有许多老建筑。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建起来的建筑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是值得怀疑的。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能够生活得更好。哥伦布用87个人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现代妇女一个人就能横渡太平洋，这就是知识造成的差别。教育也能起类似的作用。还有看不见的制度的改进也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比如世界和平的保证，消除武器竞赛和战争威胁，可以大大地减轻人类的经济负担。

将钱借给外国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条件是外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否则他们还想把钱借给我们呢。

总之，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是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制订相应政策，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不可听天由命，坐等老龄化的来临。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