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说:1984年以后,莫言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爆炸》、《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和《枯河》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有评论家说,莫言那时的作品表现了为儿时的记忆所萦绕的世界,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也就是从那时起,莫言开始有意识地营造他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了。1984年底,一本极具影响的小说横空出世,这就是那部日后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的《红高粱》。
鲁豫:《红高粱》写了多长时间?
莫言:大概就写了一个星期吧,写了一个星期草稿就出来了,然后一边抄一边改,又用了一个星期,累计起来两周。
鲁豫:写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感觉,这将来会特别特别地火?
莫言:那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写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很不踏实。因为我们当时军艺文艺系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一旦作品出来以后,同学们之间会互相交流看作品。那我的《红高粱》也给我的几个比较好的同学看了,他们的反应很差的,他说这个还不如《红萝卜》好呢。
鲁豫:但是后来这部小说的那个火爆程度,我们现在还记得当时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很著名的女作家张洁老师说,你觉得中国文坛八十年代什么最有影响力?她当时说那就应该算是莫言了,所以能够看到当时这部小说,包括莫言老师的那种巨大的影响力。
解说:小说《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山东高密县农村,以第一人称为序,讲述了敢爱敢恨的我奶奶和智勇双全的我爷爷携手对抗封建礼法,和乡亲们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压迫的故事。这部小说在1985年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1986年的夏天,正在宿舍里写小说的莫言意外地迎来了他的一位忠实的读者—刚刚作为摄影和主演拍完《老井》,正在筹备自己第一部导演处女作的张艺谋。
鲁豫:一般作家好像都不太喜欢把自个儿的东西改编,拍成电影啊什么的,您当时想了吗?
莫言:也没有,当时我对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了解,我就一门心思闷头写小说了。还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说知道张艺谋吗?我说知道啊,那张艺谋他现在想改行当导演,然后就看中了你这个《红高粱》,就希望能把《红高粱》拍成电影,当然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后来就约好他来找我嘛,然后见面就谈了谈,谈得非常简单,连房子都没进,我在走廊里就跟他聊了聊。我们在走廊里见面,张艺谋也穿得像个农民一模一样嘛,手里提着一个断了带的鞋子,可能挤公共汽车被人踩断的。我一看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很朴实,我后来又反复说过,我第一面见张艺谋就感觉到很可靠,像我们村的那些生产队的队长一模一样。张艺谋也说我一看莫言,就是生产队的一个小队长。两个农民碰到一块,所以谈得很投机啦,我说你愿意怎么改怎么改吧。我说如果你改编这个鲁迅的,改编茅盾的,改编巴金的小说,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忠实原著,我说改编莫言的完全可以随便改,你愿意怎么改怎么改。我不是写爷爷奶奶他们在高粱地里很浪漫的恋爱,我说你也可以写他们在高粱地里试制什么秘密武器,都是可以的。
鲁豫:您当时想到过这部电影将来拍成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莫言:那我当时看了他这个剧本,我就感觉这个电影它真是一个精减法,就是我小说里面说了那么多的话,描写了那么多的人物,有那么丰富多彩的故事,但到了他的这个剧本里面,就变成了那么两百多个镜头,就有几个简单的故事情节。所以我觉得当时也很遗憾,我觉得这个小说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没被他弄进去。
解说:1988年初,电影《红高粱》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走红,一举夺得了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至此,小说《红高粱》的作者莫言的名声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点。
……
解说:继小说《红高粱家族》后,莫言又紧接着推出了两部小说《欢乐》和《红蝗》,这两部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不小争议,用莫言自己的话形容是毁誉参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学界开始陷入了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许多作家纷纷弃笔从商,而此时,正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的莫言也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低潮期,他几乎写不出任何得意的文章。在经历了一次写作低谷之后,1992年,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问世,小说洋洋洒洒十万,而莫言却是一气呵成,这让莫言一时之间信心大增。
时隔三年,1995年春节,莫言的母亲因病去世,而此时,莫言开始想写一部书送给母亲。在完整的构思之后,小说《丰乳肥臀》问世。而在出版之初,单单《丰乳肥臀》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已经在文坛引起不小争议。
莫言:这本书,我觉着这个书名跟内容应该是比较般配的,因为当时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个书名也提出了一些异议、疑问,就是说假如这个书名公布以后会不会招致很多的批判。我说宁愿挨批判,我也不改这个书名,我相信能够耐着心读完了全书的读者,他会认可这个书名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书在出版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个什么大家文学奖,当时的奖金是人民币十万元嘛,这在当时1995年的时候应该是很大的一笔数目。
鲁豫:那当时别人批得那么厉害,您觉得委屈不委屈?
莫言:当时我心里面当然还是感觉到满腹的牢骚,委屈也说不上,就满腹牢骚。
鲁豫: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读者给你写信?
莫言:写的是特别尖酸刻薄的,那个信有两种,一种是非常地尖酸刻薄,甚至很多带着人身攻击的这种东西,包括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也都在公开地进行人身攻击啊,攻击我的家庭啊,就把我小说里的人物跟我真实的生活中的人物连起来了,把我跟小说里的某个人物也完全划等号了。那么这种文学批评我觉得是完全是一种不讲道理的,违背了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律的批评。那么当然有一些信,有一些文章,他们就很喜欢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很厚重,也是真实的历史,也有很多的溢美之词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斗狠激烈的、调得度很高的意见。
鲁豫:我觉得您一直特别逗啊,一直想离开农村,但书里面内容其实都是跟农村有关的。您再回到那个村里面,村里面人现在怎么看您?
莫言:我现在回去以后,我还是很低调的嘛,因为我知道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也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山东它很怪,是一个官本位很重的地方,包括我的一些长辈们,他先问你你在外边干嘛呀,干到什么级别了,有人说是个作家,作家相当于一个什么级别,我说跟这个县委书记差不多大了。
鲁豫:您现在给自己定计划吗,每年我要写多少,出几本书?
莫言:我没有任何计划的。我这个写作实际上是很懒惰的,有人说我是个高产作家,多产作家,勤奋的作家,实际上这绝对是不对的。我从1981年发表作品,到现在二十五年,我出的书也就是二十本,每年都平均不上一本书。而且我的写作的时间都是非常短促的,一部长篇,像这个《生死疲劳》,四十九万多字,我写四十三天。那我现在累计的计算一下,就是我这二十五年来的纯粹的写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年的,其它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干什么,晃过去了。
鲁豫:每次新书出来之前会不会紧张?
莫言: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我在创作过程当中那是所向披靡,什么都不怕,我觉得我就是上帝,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得越狂、越野、越大胆、越冲破清规戒律越好。但写完以后,我就战战兢兢、忐忑不安,一点都没有把握。我把书送给别人,就想听到别人的反馈,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人家,一问人家,人家肯定说很好,很好,是吧?我就等待着别人看了以后,真是按捺不住地告诉我,这本书很好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夸奖,这种心理跟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喜欢是一样的。
鲁豫:那现在您就处于那个战战兢兢的那个时候吧?因为正是新书要上来的时候。
莫言:新书这两天我得到了一些反馈,还是不错的。就刚才有一个报纸的年轻的朋友给我发短信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太好看了,说肯定是2006年最好的一本书,那我感觉到很高兴啦,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因为我写的是农村,农村的历史,又用了这种神神鬼鬼的,什么牛马、猪狗的视角,六道轮回这种思想,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可能很难接受。没想到最近这两天,告诉我喜欢这本书的竟然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所以我感到很兴奋,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