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日益明显,中国国内无论从官方、学界、媒体还是民间,在中国未来对外关系走向和整体发展方向上,正在出现 - 如西方早已有的那样 - 鹰鸽两派分庭抗礼的态势。虽然这一态势在目前阶段尚非十分明显,鹰鸽两派各自的轮廓和深层逻辑也尚有许多模糊和不清晰之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态势有必要引起人们的关注、跟踪和缜密分析。 所谓鹰派和鸽派,其实是借用现代西方用语,以概括描述在对外策略上主张不同取向的派别,前者多为强硬、冒进,而后者则以温和、渐进见长;但两派均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只是外交策略之争,而非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美国目前的鹰鸽两派之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以上概念只是就成熟、发达的国家形态而言。从历史上看,一个正在崛起国家内部的鹰鸽两派之争,既是对外策略之争,同时也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抑或前者在发展过程中将自然萌生或导致后者的产生。历史上德日崛起过程中的鹰鸽两派之争,可以被归入这一范畴。 鹰鸽之争往往是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产物。中国目前尚十分粗糙的鹰鸽两派之争,还处于上述两个发展阶段的第一阶段,亦即对外策略之争;这一争论即将绽开的多种元素,是否已经包含或将导致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目前尚不得而知。西方社会以先入之见设定“中国威胁论”,固然是戴着有色眼镜之举,但中国内部若能从历史上其他崛起国家鹰鸽两派之争的轨迹,有意识地调节和规范自己的发展,无疑将可少走许多弯路,也能极大地消除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偏见。 吴建民、朱成虎隔空交锋 零五年下半年,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核战”理论曾引发的风波。目前,风波虽然有所下降,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思维在中国崛起势头日益明显的今天,却依然有着相当一部分代表性。而另一方面,前驻法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数次在公开场合提醒“韬光养晦依然是中国基本国策”,并公开质疑和否定朱成虎的“核战”思维。 如果说,朱成虎的“核战”思维折射了崛起初期中国军方的的心理定力不稳乃至浮躁,那么发生在朱成虎和吴建民之间的隔空交锋,则集中折射了中国鹰鸽两派的渐露端倪,而其背后则不但是民间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而且是在爱国主义或国家主义情怀下,面对国家长远发展道路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指南。于是,“中国应当放弃韬光养晦”和“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成为最近一阶段华文媒体热衷的讨论话题。 中国的鹰鸽两派之争,不但表现于上述军事层面,而且从更大框架看,也表现于中国国民心态和企业行为等。中海油收购优尼克失利是近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西方政治因素作用于商业行为的典型例子。但从中国方面来说,是否收购、何时收购,以及如何收购等因素,无疑都需要放在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之正负心理影响等层面作缜密评估后才能最后定夺。 鹰鸽之争料导致方向之争 中国的鹰鸽两派思维显露端倪,远的可以追溯到最近十来年,围绕台湾岛内“台独”坐大和台海军事冲突态势的不同解决思路;近的则是近年面对美日日益围堵中国,应该如何突破这一围堵的不同思维。两者的共同背景,则是近年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发展的势头十分明显,由此导致中国的地区乃至全球作用日渐重要,国民的自信心极大增强。 但如前所述,中国鹰鸽两派的各自轮廓都还不甚清晰,其逻辑架构则更是松散;两派的观点亮相更多是一种情绪或直觉的本能反映,远未上升到理论阐述或逻辑梳理的层面。这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即中国崛起乃近几年之事,两派的思维都未及系统化和深入化。 与之相关,人们可以发现中国鹰鸽两派的一些特点:一、两者的分歧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即当一国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内部必然对未来策略走向发生分歧,但两者服务于整体国家利益的基本特征则不会改变;二、中国目前的鹰鸽两派之争,主要发生在官员、军人、智囊范畴,亦即国家机器层面,知识界和思想界对此相对比较淡漠。 由此也可看出,这里有几个内涵不同的问题需要仔细界定和理清:第一、关于是否坚持韬光养晦的讨论,实际上只是关于中国崛起的策略之争,而远非方向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鹰鸽两派的分歧,其实仅在于中国崛起道路上是否或何时显露锋芒,而完全没有涉及中国崛起后的方向,因此不可排除未来这一讨论发生裂变的可能性。第二、随着鹰鸽两派策略之争的延伸和深入,中华民族心理结构深层的一些情结势必浮上表层,其中包括中国遭受西方百年欺侮的“东西方情结”和一圆大唐之梦的“大国情结”等,如何理性地梳理其中的情绪、逻辑和脉络,势必超出官员和智囊等国家机器的范围,而成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能否接过这个使命并完成之,将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国家机器层面上发生的鹰鸽两派之争,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崛起过程中的表现和作为。 (中国的鹰鸽两派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