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西高穴村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传出，即被质疑为是一项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掘墓工程”。这一批评对那些参与抢救性保护曹操墓的考古工作者而言未免有些残酷，但批评本身却绝非空穴来风。

两个月前，安阳市领导亲率当地文物、文化、旅游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发现曹操墓的新闻发布会。至今，安阳已把曹操墓申请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拟建曹操高陵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并将墓地方圆2.5公里范围内划为保护区，目前正在抢修公路和搬迁西高穴村……。

受发现曹操墓的刺激，中国掀起了一股空前绝后的“挖坟掘墓热”！安徽亳州和河北邯郸皆声称不排除发掘当地疑似曹操墓的可能性，四川彭城村民则联名提议发掘该县莲花坝的疑似刘备墓。另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1月份，媒体披露的各类坟墓考古发现就多达百余项，遍及全国十余个省份，如四川绵阳发现大型汉代墓葬群、河北赞皇发现大型北朝墓葬群、广州发现大型先秦墓葬群……。

这股由地方政府、考古专家甚至是普通民众联合发起的“挖坟掘墓热”，固然不排除因施工需要或盗墓破坏而不得已采取抢救性发掘的可能，但其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却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常讲“要致富，先修路”。如今，人们热衷的则是“要致富，挖古墓”，可谓是为了发财而无所不用其极！

“要致富，挖古墓”的实质是一种惟利是图的“盗墓贼心态”。它和盗墓贼的区别仅在于，盗墓贼干的是偷偷摸摸的违法勾当，而借考古或保护之名行谋利之实的挖坟掘墓，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合法行为”而已。但是，恰恰是这种“合法行为”，折射出传统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失落。

众所周知，“封坟护墓”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也是儒家王道思想和仁政观念的重要内容。历朝历代莫不以之为法式，对古代名墓或置守陵户，或禁止在其周围采樵放牧，或定期派员祭祀。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诏令：“遣官省历代帝王陵寝，禁刍牧，置守陵户。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时葺治。”类似记载，史不绝书。

“封坟护墓”的传统还体现为严惩挖坟掘墓上，其措施一般分为“发墓者诛”和“窃盗者刑”两类，如《唐律》规定：“发冢者役流，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事实上，即使情有可原的毁坏坟墓之事，也难逃道德舆论的批评。如伍子胥为报父仇而鞭楚平王之坟（一说“鞭尸”），就被汉儒扬雄批评为“是不由德”。

中国古代之所以重视“封坟护墓”，是因为中国文化是“崇古”和“主孝”的文化，极为重视慎终追远和丧葬祭祀。因为“崇古”，所以强调尊敬历史和古人；因为“主孝”，所以强调爱护祖先的坟墓。所以，“封坟护墓”体现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真谛和精髓，有人道精神和人伦原则在是。

在此有必要交代下西方坟墓考古的来龙去脉。首先，在其宗教教义，人是“上帝的子女”，所以人人平等，坟墓考古不存在亵渎古人的情感障碍。其次，在其科学理论，人乃猴子进化而来，拿古人遗骸做科学研究也无心理阴影。最后，坟墓考古虽然兴起于西欧，但其考古重点却在其殖民统治区域。换而言之，西欧早期的所谓坟墓考古，实质上就是公然的文物掠夺——埃及金字塔和中国皇陵的许多珍贵文物，不正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吗？

此外，通过坟墓考古来探索和传承文化的做法有很大问题，因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文化精神的弘扬，而不是简单地弄清历史事实和参观文物展览。东汉明帝时，诸儒争论《五经》真伪不休，符节令宋元以秦昭王和吕不韦的墓内葬有大量古书而建议发掘二人的坟墓，以求《五经》真本，但遭到时人激烈批评。盖此举或可得《五经》真本，但定失《五经》大义，于文化精神和世道人心无益。

建国之前，中国古墓已是“十墓九空”，诚如魏文帝曹丕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但历来发掘古墓的人，要么是盗墓贼，要么是军阀流匪，比如西汉末年流匪就曾“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甚至“遂污辱吕后尸”。然而，“挖坟掘墓”绝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哪个民族会把鸡鸣狗盗之徒的所作所为视为优良传统呢？

建国之后，中国古墓又遭到了两波次的破坏：一波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以“破四旧”等名义发起的“平坟运动”，炎帝陵、孔子墓等名墓都未能幸免于难；另一波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基本建设过程中，勘探与发掘了大量古墓。如今，在发财致富的诱惑下，又掀起了一波全民性的“挖坟掘墓热”——中国社会进入了“盗墓贼心态”的时代，中国人变成了赤裸裸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

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人的做法令人汗颜。日本王室号称“万世一系”，其王陵自不必不说——那些地方绝对是禁区。韩国的历代王陵同样保存完好。2009年6月，韩国申报的40座朝鲜时代的王陵全部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学》有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盗墓贼心态”是传统失落、道德堕落的标志，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解构与颠覆，万万要不得。中国宜恢复“封坟护墓”传统，即使因施工等原因偶发古人坟墓，也应小心掩护或迁移，以便让逝者安息，让传统复兴，从而守住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