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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小常识(三)

2016-02-15 10:08:19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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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尊严;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学术自由,学者就会沦为权贵的附庸;没有言论自由,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就会盛行;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相;没有言论自由,就会远离真理;没有言论自由,臣民主义就会成为流行主义。

言论自由才会形成思想的市场,才会有思想的繁荣;言论自由才形成社会舆论,有效地监督公权力的滥用;言论自由才会有人的尊严,才不会被洗脑;言论自由的民族,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言论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言论自由本身就有意义,且大于追求真理的意义。真理既是言论自由的意外收获。言论自由是有道德底线的自由,也是具有法治保障的自由。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与造谣没有关系,因为造谣是不道德的,也是破坏法治的。

如果司法独立,舆论如何影响司法公正?如果司法不独立,舆论就会让司法回到公正的轨道上来。但舆论必须是通过自由言论而形成的舆论,由权力操控的舆论不叫社会舆论,而叫政治宣传。

依宪执政,就要依宪保障人权。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就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批评的自由。没有批评的自由,自我批评就是逗你玩。

如果立法者的权力不受制约,法治就会变成立法者统治。立法者需要五个基本方面的制约,一是立法者不能违背公平正义,二是立法者不能违宪,三是其它平行权力,四是立法程序,五是民众的参与与监督。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意味着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要有明显的界限,公共权力不能专断地反复无常地任意地侵犯私人地盘,公民权利受到宪法保障且神圣不可侵犯。而社会主义本身,还包含着社会保障和政治上共和的要求。

政治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政治科学,一部分是政治哲学。政治科学讲权力的实然,政治哲学讲权力的应然。政治学权力的应然对权力的实然具有批判、修正、驯化、塑造功能。离开了权力的应然,权力就会出轨或脱轨,权力政治就会变成肮脏的政治。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民主,终极目标是人权。这是政治学的使命。民主没有东西方之分,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只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传统是专制的,现代是民主的,转型的方向是民主。

有政治承诺,就得信守政治承诺。说跳出周期率靠民主,就得搞民主。说遵守宪法,就必须遵守宪法,就不能违背宪法。说法治,就得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说司法独立公正审判,就不能受舆论影响,更不能受权力和意识形态影响。遵守政治承诺,就是捍卫了政治正义。

制造民意容易,过去一张报纸即可,现在一台电脑即可。制造民心不可,过去不可,现在也不可。以为制造民意即是民心,那是自欺欺人。一张报纸给袁世凯制造了民意,可民心却是讨袁,反对帝制。所谓天命难违,就是民心难违。得民心者得天下,那得靠民主,靠选举。

官场定律:官员为普通民众做事,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感恩,于是给民众设置障碍,然后再解除障碍,让民众体会到官员的努力与不易;同级官员办事,双方妥协,妥协的目的是互利互惠;下级为上级办事,下级是表忠诚,上级利益输送,形成团队利益共同体。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利益成了官员惟一的信仰。

民主政治也是被统治的政治,这种被统治的政治必然经过统治的同意。这种同意,是民主授权的同意,不是民主授权的同意,统治就没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被统治者的基本权利不能失去,否则失去了被统治者的责任。被统治的基本权利就是政治自由,对统治者负有监督制约罢免之权责。

人权三大基本内容: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基于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法治存在的目的,就是充分保障人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不是侵犯人权的理由,而是为人权打基础,否则无意义。

每一个人的生命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不可再造的,不可再生的。生命是神圣的,也是脆弱的,任何人都没有伤害生命的特权。在文明社会,尊重生命成为首要的人权。没有生命,社会就是一个空壳。无意义的失去生命,或视生命为手段,都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

现代社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共社会,一部分是私人社会。公共社会有公共自由,私人社会有私人自由。私人自由就是按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道路,他人和社会不得强制干涉。过节属于个人自由,过什么节属于私人的选择,他人和社会的干涉是不文明甚至是野蛮的行为。

人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理性的限度在在承认无知。理性的无限只会开启乌托邦,如果把乌托邦与权力结合起来,人就会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通过理性万能建构的秩序,都是专制秩序。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公正的宪法保障国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幸福权。在于公正守法、公正执法。这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公正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即法无授权不得行。政府什么都管,政府万能,必然影响和侵害公民权利,压制创新,使社会缺少活力和自由的创造力。

霍布斯认为,一个政府存在的底线是保障生命与秩序。因为在自然状态,人人都处于战争状态,每一个人的生命时时刻刻都会受到他人的威胁。人类由此建立社会契约,进入国家状态,由国家来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并通过秩序,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否则,即使有了政府,也仍然是自然状态。

自由是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自由是外在自由,它首要关心的恰恰是,没有人应当被不合程序、无缘无故地投入牢房。

垄断不是一种绝对权力,垄断只有与权力联手才构成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的垄断也就成了腐败的原因,只是原因的原因还得从政治上去寻找。单独的经济垄断总是在竞争性的关系中被打破,最终回到均衡状态。而政治一旦介入,垄断就呈现僵死状态,只是权力一倒,垄断也就土崩瓦解。

不受限制的权力令人难以忍受并将导致灾难;司法和审判必须真正地独立;宪法不仅意味着国家偶然具有的什么结构,而且意味着一种明确的保障,即对权力行使者真正加约束和限制的结构。

阿罗不可能定理认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偏好是不同的,把每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加总,也不会形成社会的共同福祉,共同利益。那些打着公共利益旗帜的人,都具有欺骗性。不过,如果有良好的制度作为保障,部分共同利益是存在的。

霍布斯认为,自保是人的本性,在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人人都不能自保,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们通过理性,建立社会契约。建立社会契约之后,主权者或者伟人要有美德,帮助人民,使他们免遭他人的鄙视,对社会低下之人提供帮助。否则伟人对伟大的追求会使人进入暴力和压迫状态。

霍布斯认为,在人们感受到自己受到威胁的地方,他们就会互相攻击。这足以自然状态变得危险,并足以导致对自然状态的恐惧。

社会舆论的健康生成与传播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社会舆论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另一个是社会舆论是自由的舆论,而不是强制一律的舆论。制造的舆论不是社会舆论,更多是权力意志。

只要搞了民主,就有了多数和少数,一般地说,多数和少数总是变化的,多数在某一问题上是多数,在另一问题上是少数。少数在某一问题上是少数,在另一个问题上是多数。现代民主政治的含义是,服从多数,保护少数。保护少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没有对少数的保证,多数就会转化成暴政。

苏格拉底之死证明了多数人暴政的残酷性,人们此对民主持有疑义。人类总有忘记教训的历史。法国大革命在高举自由民主大旗帜的时候,又一次出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后来又有米尔和托克维尔讲的社会暴政。这都是让少数人或个别人失去生命与自由的暴政。不能保障少数的民主,是虚伪骗人的民主。

民主是基于同意的统治。这种同意一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观念的基础上的,二是建立在宪法正义的基础上的,三是建立在多数裁决的基础上的,四是建立在驯化权力的基础上的,五是建立在独立的社会舆论基础上的。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民主,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与民意的笼子,才能让权力懂守规矩。

民主即主权在民,民是多数是少数的相加。民主需要宪法和法律保障,而非需要宪法和法律对其进行贬损、伤害、破坏、侵占。民主需要实现形式,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是为了实现民主而非阻碍民主、阻塞民主。民主需要保持顺畅的舆论流动,言论自由成为核心要件。民主权力不能滥用,也需要驯化。

密尔有《论自由》一书,严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即个人与社会之间要有明确的边界。个人在不侵犯社会边界的情况下充分行使个人的自由,社会也不能侵犯个人的自由。属于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也不能侵犯个人自由。民众的快乐都是个人化的,个人化的快乐自由公权力是不能界入和侵犯的。

舆论必须是自由的舆论,舆论才是健康而富有理性的舆论。人为制造的舆论,是非理性的非健康的舆论。舆论是有市场的,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要在市场中竞争,优胜劣汰。官方的舆论与民意的舆论都是舆论,官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舆论,否则就是滥权。两种舆论存在的目的,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获得舆论的最大公约数,求底线公识。

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会发生质变,变成了非自由。没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会传化为集体的自由,就会侵犯和伤害消极自由,使个人无自由。只有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积极自由才可以做有价值之事,享有价值之物。

自由分为公共领域的自由和私人领域的自由。二者有明确的边界,各在边界之内都有充分的自由。公共领域的自由不能侵犯私人领域的自由。在私人领域之内,奉行我的地盘我作主的原则。在公共领域之内,奉行道德理性原则,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这个共同目的就是宪法正义。

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没有私人自由的空间,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人必须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不参与公共生活的人是可耻的,是精神上的奴隶。现代人的自由在古代人自由的基础上多出了一个私人自由。私人自由追求的是个性的独立,生活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责任。

理性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到理性的限度,理性的限度就是要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每一个人的快乐的层级都与其它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理性的作用就在于,让快乐属于个人,属于他自己。任何有组织的快乐都不允许取代个人的快乐,哪怕个人的快乐是低俗的。

西方的左,是以平等为核心开出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落实在政治选举上就是民主。西方的右,是以自由为核心开出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落实在政治中就是宪政民主,对民主的权力也要进行约束,防止多数人的民主而侵犯少数人的权利,行多数人的暴政。中国的左是平等基础上的专制与奴役。中国的右,与西方的右具有本质的相同性,在诉求方式有着不同的路径,这是因为没有宪法正义。

为什么左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因为反右、大跃进、文革都是左祸的结果;因为官员容易形成左的思维,因为左而滥用权力,因为左得政治正确使他们在滥用权力方面无所顾忌;因为左既利利益集团会获取并维护既利利益;因为左可以制造政绩实为自己名却打着人民的旗帜。右呢,这些年右产生什么实质性危害了吗?所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并在南方谈话时又特别强调,警惕右,主要是防左。

绝对权力导致权力的绝对滥用,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内部和外部制约;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参政议政是人的本能和理性诉求;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舆论生成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人权是政治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原子化的个人监督权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契约与诚信是公权力存在的前提、基础和灵魂。

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个人自由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失去。没有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就会流于形式。政治自由与法治并肩而行,没有法治的政治自由也会越界。政治自由是平等的政治自由,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政治自由具有工具性价值,是手段,非目的。

社会主义有许多版本,比如欧洲的社会主义,现在又出现了美国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但无论什么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政治上专制都不是社会主义,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贩卖专制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争得民主,然后再争社会主义。

民主具有普遍性,民主的道路具有特殊性,用民主道路的特殊性取代民主自身的普遍性是错误的。民主道路有英国自生自发秩序式的,有美国建构式的,是法国激进式的,有美国强加于日本式的,有印度殖民式的,有韩国和缅甸抗争式的,有台湾专制者主动推动式的。民主只有一个,道路千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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