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怒

怒，是七情中最具破坏力的，遇到什么事、什么人让自己很不爽，便需要发泄一番。怒的状态因人的性格、身份、能力各异。君王一怒，波动千万里，甚至举族、举国涂炭；将相一怒，小则人事变动、荡漾政局，大则断子绝孙、影响历史；壮士一怒，竖发裂眦，流血十步，混混一怒，拳脚未动，桌凳先掀。市井中，多为莫名其妙的怒、酱油米醋的怒、鸡毛蒜皮的怒，咬牙瞪眼，干了再说。相较而论，文人发怒对生理的破坏力最轻微。
文人之怒，常以“骂”的形式，试以民国风流为例。辜鸿铭性格脾气虽较和蔼，但只要一怒，便勃然大发，不管谁，不能遏止，必须由他自个儿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西南联大拟聘请沈从文为教授时，刘一下就怒了，骂道：“陈寅格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刘骂沈骂了好几次，其中最刻薄、流传最广的是大家一起跑空袭警报，刘指着沈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黄侃不满钱玄同与胡适等人搞新文化运动，曾对着钱骂，钱也拍着桌子吼：“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帐！”抗战胜利后，曾在伪北大任事的容庚到重庆活动，拜访傅斯年，希望继续在北的谋一职位，傅一见面就拍案大骂：“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声震屋瓦。最具戏剧性的传闻，是章太炎和黄侃的相识。说某晚，章在某报寓所写作，忽闻窗外响起哗啦啦之声，接着飘进一股难闻的尿臊味，章立即对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教养，往楼下撒尿？”刚骂一声，还没想出第二句怎么骂，楼上竟冲出一青年和章对骂，两人各不相让，吵成一团。怒气散后，互相攀谈起来，从此相识，黄也在后来成为章氏门下的“天王”（“天王”黄侃、“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西王”朱希祖）。
除“骂”，文人之怒还有“书”和“打”的形式，仍旧以民国风流为例。章太炎被袁世凯拘禁后，愤闷到极点，在房间里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顾颉刚在报纸上看到鲁迅对他的人身攻击后，也是大怒，当即写信一封，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而“打”的代表人物，当属刚才提及的傅斯年。傅在“五四运动”时是游行示威的总领队，五四当天还做着主席，扛着大旗，直扑赵家楼，第二天却跟某同学不知何事打了一架，怒气未消，赌咒离开学生会工作。成年后，傅还是好斗，有次傅与孔庚辩论中医问题，孔辩他不过，气得在座位上用很多粗话辱骂傅，傅一怒，提出散会以后两人决斗。等傅在会场门口拦着孔要打一架时，他看到孔的年纪七十多了，身体非常瘦弱，于是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罗家伦评说傅斯年的一段话，恰好可看成对大多数文人为何发怒的最好概括：“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就立刻用口和笔和人家斗起来......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无克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

@ 法

中国变法者，王安石最幸福，成功、失败时均未受到大的打击，就连其向来不屑为伍的文坛，也给了他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这自然得宜于宋王朝的不杀之约。其后的张居正是最懂权术的，贿赂勾结太监冯保而实施变法，在即将破败前恰好死去，身后的尸骸别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最悲剧的，是生于卫（今属河南）、披肝沥胆两次变法造就了一个帝国的公孙鞅——中国数千年法律的奠基者。对于这位后来被称为“商君”的法家第一个实践者，后人大多敬畏，即感其功之高，又诋其人之酷，最后说其结局，唏嘘者有，讥讽者有，却没有谁觉得“车裂”对他来说，恰好是死得其所。
我们仅通过笔下春秋来了解公孙鞅，殊不知史书中也藏有许多猫腻，以讹传讹，一切记载建立在流传的基础上，正如顾颉刚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不说君王、朝廷审核这关，单是儒家士子就常以学派是否相同判人品、断好恶，乱笔、烂笔、无中生有笔、捕风捉影笔比比皆是。恰好这个公孙鞅贬斥儒学，强调法制平等和惩戒规范，而轻视愚民教育，严重骚扰打击了儒子们“礼乐治国”、“纲常伦理”的主张，我更有理由以小人之心度之。
成语“作茧自缚”是对公孙鞅最大的污蔑。试想，一个入秦前便已置生死于外的汉子，在建立伟业、成就夙愿后，面对回天无力的局面怎会如偷窃鼠辈般四处流窜？商人吕不韦尚且饮鸠自尽，何况鞅之风骨？
我猜春秋诸人学法之前，必先做好“流血弃命、坚忍不折”的心理作业，只有这样，才能放下一切纠缠、公平执法。正因如此，我相信公孙鞅在秦孝公嬴渠梁去世后，依旧张扬、严酷，甚至在被罗织叛国罪后逃回封地组织抵抗，都是事实，而他被五马分尸时，更应该是平静的。
“车裂”是种必然，一个将历史从奴隶社会拉入封建社会的关键人物，不可能老死榻上。与其说是守旧势力的反扑，不如说这是公孙鞅自己的决定。对他和他主持的变法来说，就象莫邪铸剑，最后关头必以人的精血活祭，这是一种殉道。在他躯块残缺的瞬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法终于彻底成功：人治转为法治。公孙鞅死后，秦国依旧执行他制定的法律，而该法也不因他之死而废、而丧失功能，就是明证。

@ 士

父系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家族的形成，由此产生的“氏”，衍生出贵族门阀。
怀有一识之长并有所抱负的，穿行在巨变的广阔里，与贵族合并而成新的阶层：士。
“氏”与“识”组成的“士”，主宰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人文，激情而自由，涤荡出绵延千年的瑰宝。
秦帝国缔造了“皇权”，并将之强加于“士权”之上；西汉开始推行的孝廉举荐制度，逐渐将“士”们吸附于“皇”的周围，剥夺了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独立性；隋唐将此事做到极致，唐太宗更是自夸：“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东晋的“士”们竭力追求回归的时候，走了岔路，一味清谈，意识接近甚至超越，而内涵则玄而无任何实质意义。
东汉、晚唐、明中后期的三次最惨的党锢之祸，表面上是外戚与大夫组成的士，与宫廷宦官之间的权利之争，深点来说是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血拼，而最深层的，还是皇权的飘摇。在这些祸乱中，宦的畸形是醒目的，但士的畸形，则是扭曲的、被禁锢和被暗藏的。
清末民初，“士”曾稍领风骚，尤以办报为主要手段，新闻救国，评论救国，将数千年的皇权摔得粉碎，回到最初的自由，痛快淋漓。
土地战争之后的共和，经过几次群众运动，将书香门第培育出来的资本家、知识分子一锅端掉，也把农村根深蒂固的家族传统一股脑地砸成泡沫，“士”的基础彻底瓦解，以致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城乡遍地都是爆发户、钱奴、房奴，物欲满地，精神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