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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遍天下,影尽苍生
—— 纪念《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汤姆.亚伯柯隆毕(1930-2006)
撰文/Don Belt
六十年前在明尼苏达州的斯提沃特,一个15岁的男孩陪哥哥去参加镇上的伐木工人节游行。哥哥名叫布鲁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刚从战场返乡:他带着在意大利买的莱卡相机,拍起了游行队伍中的花车。弟弟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就走开去找找有没有更有趣的东西。他看见一个男孩站在路边,对花车上的女孩扮鬼脸。“喂,布鲁斯,”弟弟向哥哥喊道,“你应该去拍那个才对!”后来他借了哥哥的莱卡,把它描绘下来,然后用几片镜子、一颗不要的镜头和塑胶片,自己组了一台相机。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他的女朋友:琳恩。
汤玛士.J.亚伯柯隆毕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就这样开始了,他最近以75岁之龄过世。汤姆1994年退休,结束了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不朽生涯,任职期间足迹踏遍各大洲、学会了四种语言,差点丢掉性命的次数多到他都懒得数。他总计完成了43个篇章,其中几篇更是这本杂志所刊登过最具企图心的报道。在担任专职撰述兼摄影师的38年间,亚伯柯隆毕报道过的地方包括日本和柬埔寨、西藏和委内瑞拉、西班牙和澳洲、阿拉斯加和巴西,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站上南极的摄影记者。不过他最重要、也是最叫人难忘的贡献,当然是他在1956年至1994年间报道伊斯兰世界的16篇文章,这些文章带领读者纵览这片辉煌而混乱的疆域。
亚伯柯隆毕于1956年来到国家地理学会之前,曾在陆军服役一小段时间(因担任救生员时罹患足菌肿而提早退役),并在中西部的《法哥论坛》和《密斯瓦基新闻报》两家报社担任过摄影师。他任职新闻报时所作的硬性新闻报道作品,为他赢得年度最佳报纸摄影师的荣衔;不过使他获得《国家地理杂志》梅尔维尔.贝尔.葛罗夫纳青睐的,却是一只在美国随处可见的驹鸟正在拉扯一条虫的照片,葛罗夫纳说这张照片只有另一只驹鸟才可能拍得到。亚伯柯隆毕未能通过学会的体检(又是脚的问题),但编辑部驳回了医学部的意见,于是他就被录用了。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离开过美国,但头一遭到海外采访时——那次是黎巴嫩——他发现,他这个说话直来直往、性情温厚的明尼苏达小矮个,几乎跟任何人都能聊上话。他访问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的时候,拘谨得出了名的夏蒙和他相处得非常自在,还邀请他来拍摄自己和夫人懒洋洋地瘫在树下的样子。在黎巴嫩的一个市镇:盖卜伊勒亚斯,他首度造访一座清真寺,后来在文章中描述了那次类似开窍的感觉:“礼拜过后,我和那里的人一块儿顺着人流漂出门外,经过长长的一排乞丐,沿着狭窄的街道往前走。和这群人走着、交谈着,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归属感,他们似乎已经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分子。”
象这样的时刻,在汤姆.亚伯柯隆毕的职业生涯中出现过好几千次,使他得以和超过80个国家的人有亲密而令人愉快的接触。他常说每次出任务的时候,自己就象一支一人军队,开着一辆改装过的路华休旅车,车顶上绑着汽油罐,带着一、二十只行李箱,外加水壶、睡袋、书、管线胶带、捆包线、地形图、用收缩膜包好的口粮、几把烟斗用的烟草,可能还要带一两把枪,视当地情况而定——不过人道精神才是他的秘密武器。
“亚伯柯隆毕强悍得象钉子,但对人却极为温柔。”已退休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吉姆.史坦菲尔德说,他曾和汤姆一同跟随一支400匹骆驼的商队在撒哈拉沙漠旅行,“他是一等一的倾听者。他能和某个人坐在咖啡店里,一聊就是几个钟头。他头脑非常好,还有无止境的好奇心。他愿意花时间和人相处,大家都信任他。就算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他也总是能找到交流的方式。”
例如在阿富汗东部的时候,他遇见一群玩“布兹卡什”的男子,那是阿富汗一项传统运动,参赛者起码驰骋、争抢小牛尸,是一场马对马的血腥肉搏战。“我和那些参赛者混得很熟——这班人可是很难混熟的——是因为我在拍照的时候,有一匹马把其中一个家伙的耳朵咬掉了,”1998年亚伯柯隆毕粗声秽语地告诉一名记者,“好死不死我随身携带的急救箱里头什么鸟东西都有,简直他妈的可以开医院了,那个钓具箱里有一大堆吗啡和磨利了的解剖刀。没办法,我只好帮那家伙把耳朵补回去,让他好过一点。”
亚伯柯隆毕的医疗功绩也是一代传奇。在西藏,他用折叠式小刀为一名香客切除长了坏疽的脚趾;在伊朗,他帮地震生还者进行急救;在奈及利亚,一辆车顶上挂满乘客的卡车在公路上超速翻覆,他一个人在现场施行伤患分类处理及野战手术。
他的交际费也高得叫同事倒抽一口凉气,尤其是会计部的同事。不过这位先生在也门时报了两把AK47自动步枪当作“汽车保险”、送了一头羊给招待他的贝都因人作为伴手礼、或是买了一架赛斯纳185型小飞机以便在阿拉斯加各地飞行,都只是基于实际需要的考量。早年总部查核他的帐户时发现,他在用餐和住宿上的支出俭省得不得了,平均每天只有17.52美元。而流着苏格兰人血液的汤姆还觉得高了一点。
拜遗传之赐——他家族中有很多人是土木工程师——亚伯柯隆毕也闯出了名堂,成了野战技师。任职《密尔瓦基新闻报》的时候,有一次他用耐热有机玻璃替他的相机设计制作了一个防水盒,帮报社拍摄密西根湖的沉船。密基瓦尔的老板鲍伯.吉尔卡(后来到《国家地理杂志》担任摄影主任)回想起当时汤姆和他的太太琳恩把车开到尽可能靠近水边的地方,“汤姆拿一条长长的绳子,一端绑着保险杆,一端缠住自己的腰,然后涉水走进湖里去测试自制的水底相机。他和琳恩已经计划好了,要是出了问题,他会拉绳子作为信号,琳恩就发动车子把汤姆拉上来。”
汤姆很喜欢婚姻生活。他和琳恩一起在阿拉伯空白之地旅行时,当地一位长老决意纳琳恩为他的第四个老婆,他以为这个身材高挑、明艳照人的褐发女子是汤姆的女儿。他开出30匹骆驼作为交换条件。汤姆跟他还到50匹,于是这对在1952年结婚的夫妻得以继续在一起。“我实在少不了琳恩,”事后汤姆表示,“再说我要50匹骆驼做什么?”
早年他俩很难有象这样同行的机会。琳恩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不过她忙着在他们位于马里兰州的水岸住宅内抚养女儿玛丽和儿子布鲁斯。所以汤姆往往独自到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出任务,每次离家就是好几个月。不过一有空闲,他都会写一封文情并茂的信给家里的“兔子”们,或是到当地市场购买异国饰品装满他的行李箱,在进家门时拿出来向他们献宝。
到1960年代中期,汤姆已经在中东花了很多时间耕耘,显然他找到了自己最能发挥所长的领域。他在旅行途中精通了阿拉伯语(他也精通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读古兰经,还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奥马尔。不过任何人所知道的他都不象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也很少人料得到1965年4月17日一封寄给总编辑梅尔维尔.葛罗夫纳的信所带来的消息。那是汤姆从麦加写来的:“谨由伊斯兰圣城献上问候及最诚挚的祝福。我刚刚获得无上的荣幸,得以目睹、透过摄影的方式报道、并参与人类史上最感动人心的体验之一,那就是前往麦加和阿拉法特的年度朝觐之旅。这是我个人一次永难忘怀的经验,无疑也是我们沙特阿拉伯报道的最高潮。”
汤姆非常不愿多谈他改信伊斯兰教和到麦加朝觐的事。不过无庸质疑的是,他的信仰确实发自内心,并使他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产生联系。这份信仰也促使他透过报道工作,在伊斯兰和西方世界之间搭起理解的桥梁。汤姆曾说,他在职业上最自豪的成就,就是撰写并拍摄《弯刀启示录》,这篇刊登于1972年7月号的报道,记载了他穿越穆斯林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波澜壮阔旅程。
经历过这番高峰之后,汤姆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职业生涯于1994年告终,他的家人有点忐忑地做好他返家的心理准备。“汤姆在出任务前作准备工作时最快乐了,象他在打包、研究地图、做计划的时候。”琳恩说,“所以我想象不出他退休后要怎么办。不过他从不会恋栈过去。他很爱呆在家里,造他的船,跟他的老朋友吃午饭。当然,他骨子里还是个流浪者。他会出门散步,一去就是两三个钟头,因为跟某个邻居、或是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聊得天昏地暗。不过整体来说他算是本土化了。”
汤姆费尽心思写成的回忆录,是他在餐桌上说了数十年的一则则漫长、爆笑、自我贬抑故事的辅导级版本,不过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是一件寂寞的差事,远不及说的时候好玩。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讲授“穿靴子的地理学”,为他的冒险故事找到一批新的听众;而在《国家地理杂志》办公室,新一代的撰述和摄影师总是把他的到访当成大肆庆祝的理由。汤姆是一位慷慨的导师,我自己到中东去的时候,从加拉拉巴德到大马士革,沿途照着他走过的路线进入各地的沙漠和陋巷,经常发现认识他、跟他成为朋友的人,他们欢迎我这个“汤姆的族人”,仿佛我是汤姆的儿子。
他把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间用来从事最新的兴趣:观星,那股热忱犹如小孩子在看游行一样。就连冬天最冷的时候,汤姆还是差不多每晚都在后院,戴着贝雷帽,用琳恩买给他当圣诞礼物的望远镜研究星空。果不其然,他的工程师本能又开始作祟,发现了改良这部机器的方法,很快他就用另一支望远镜的零件做成一个代用的新底座。到他本身这部机器熄火的前一刻,他都一直在研究星图、阅读每一本他找得到的天文书籍。
以我对汤姆.亚伯柯隆毕的了解,我会说,他只是在计划下一个阶段的远征。
(以下文字节录自汤姆的回忆录,反映了他在《国家地理杂志》工作的38年期间,他和琳恩所见到的种种改变。很少有人比汤姆.亚伯柯隆毕更认识这个世界,更爱这世界上的人。)
国家地理学会在一个多世纪前开始发行杂志后不久,有人问创办人亚力山大.葛拉汉.贝尔,这本新杂志包含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他回答道:“这个世界以及其中所有的一切。”这是个辽阔得非常诱人的请讬。在过去那些年的工作生涯,琳恩和我努力不负这项请讬。我们工作过的地方遍布五大洲,航迹贯穿七大洋。《国家地理杂志》见证的这个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世纪,而我们很幸运能够跟着这本杂志走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故事是一则图片的故事,是无与伦比的宝藏在两个人面前逐步揭露的故事,这个宝藏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乘着有黄框框的魔毯,在海外旅行了40年。
“从我们还在出任务的那些年头到现在,世界改变了很多,而且并不总是变好。我们捕捉过的许多笑靥已经不再——被观光业冲淡、遭战争打击、受革命重创。拥有多元信仰的黎巴嫩被教派的怒火撕裂;沙特阿拉伯由富有的亲王组成的政府与狂热的国民频生抵触,整个国家所受的约束更胜以往;柬埔寨挣扎着想摆脱一场已经做了数十年的恶梦;阿富汗在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地中世纪基本教义派的夹击下不断流血;伊朗依旧与西方世界势不两立;伊拉克已经躺在废墟里。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我的工作记录了地理,也记录了历史。就象一句常听到的话:往日是另一个国家。
——汤姆.亚伯柯隆毕 2005年5月
(原文刊登于《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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