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

解说：1840年，雷履泰七十大寿的时候，平遥城里的商人们送给他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拔乎其萃”四个字。在平遥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十年后，雷履泰撒手人寰，他的心中想必没有任何遗憾。他不会想到，“日升昌”的未来将会充满意想不到的灾难。

串场：19世纪中叶，伴随着政局的剧烈变动，中国社会的商业面貌也为之一变。外国银行的进驻、国际金融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都让山西票号家族式的商业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暴力洪流，更是把山西商人逼回到家乡的小县城。然而，中国在变又没有大变，积数百年经商经验的晋商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山西商人奇迹般的东山再起。他们的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后来虽一再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山西票号都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然而，当山西商人的钱袋开始让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垂涎三尺的时候，当分别代表官和商的两条龙盘踞于平遥大院的同一座屋顶上的时候，山西票号的主人们终于恍惚起来，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解说：咸丰3年的一组数据显示：在累计数十年的全国商民捐献的军饷中，晋商的捐银超过270万两，占了全国捐款的一半。此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晋商的钱袋。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的时候，一家名叫“大德通”的票号不仅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全部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和光绪一笔不小的旅费。不久，地方官把一块写有“急公好义”的牌匾送给了“大德通”。此后，“急公好义”便成了山西商人高风亮节的代名词。

记者：实际上这个“急公好义”啊，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套在晋商脖子上头的一个，或者套在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因为“急公好义”这一个匾，皇帝很容易把这四个字写下来，这一个匾一写下来以后，晋商就得勒紧裤带，往外头掏银子了。其实皇帝，你包括慈禧太后也好，还有很多大的贪官污吏，不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敲晋商的竹杠吗？

陈：那是这样子。

记者：晋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晋商最后的衰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不就是因为大量的官员用晋商的票号来洗他们的钱，或者他们来提钱的时候，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说提多少万两，立马就得兑现，然后等去问他们要银子的时候，要他们还银子的时候，可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实际上很多晋商票号的呆帐、烂帐、坏帐，都是。

陈：与这有关系。

记者：与这有很大的关系啊。

陈：你比如说像这个帐里边，因为我翻了很多，这个帐里边就能看到很多笔，李大爷，收李大爷银子多少多少万两，这个收巩大爷银子多少多少万两，收某某大爷多少多少万两，这个某某某大爷，这就是个人。

记者：个人，对。

陈：这个个人的这种，目前我认为，当然他有可能有商业行为，但是在一定程度下，连名字都不留，

记者：对啊，连名字都不留，

陈：这里边应该是有说不清的问题。

记者：对对对

陈：应该是有说不清的问题，那怎么不留名字呢？人家字号还有字号的名字，那怎么你来了以后就写个大爷，就是若干万两我就收下了，收下，那肯定是要给你银票嘛，肯定给你银票，但是我又不能写你这个张三、李四、王麻子，那我就得写什么大爷，

记者：对对对

陈：这个大爷就不写名字，大爷拿着银票来，你还敢不兑吗？

记者：对

陈：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有这种现象，也存在这种隐患。

解说：当然，山西商人在近乎勒索的捐输中并非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认捐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于是，“日升昌”的东家用银子换来了四等知府的头衔；而主持“蔚泰厚”的毛鸿翙，更是为家族的祖孙五代都换取了大大小小的各种顶戴。通过这种途径，山西商人开始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社会地位，也获得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官场内幕消息。与此同时，与官场的密切交往也使得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染上了官气。于是，沉湎在奢华虚荣的票号主人们开始不思进取，渐渐的，他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当年明察秋毫、运筹帷幄的晋商，此时的目光似乎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院墙了。

陈：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对原始资本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应该转向什么，应该投向什么，这就缺乏了真正的商业发展的一个思路的依据，如何进行发展自己，所以这就没有思路了，这没有思路了，你包括像这个“日升昌”票号，包括像这个“蔚泰厚”票号，最后要改银行，经理们提出异议以后，东家还不愿意，你搞什么银行，你搞银行这不是瞎胡闹嘛，那些洋玩意咱们能干得了吗，你还是，所以说这与观念还有关系。

记者：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票号的商人，尽管多么样地走南闯北，多么样地见多识广，多么样地聪明伶俐，甚至多么样地具有一种历史的前瞻性，但是到最后最后最根本最根本的一条，我们发现它，还是一个山西的老农民，他那种思维还是没有跳出这种农民的思维。

陈：对，没有抛开这种地方的传统的思维意识，如果要是抛开这种地方的传统的思维意识，那也许会更好。

记者：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晋商来说的话，这个一个很大很大的约束还是这一种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封建的这种官本位文化，伦理文化，道德文化对他们的这种。

陈：有制约，

记者：制约非常的大

陈：对他们的发展非常有制约。

解说：1900年以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猛烈冲击下，外国银行逐渐取代土生土长的中国票号，一举成为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的流通。对于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票号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面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对手，山西票号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然而，可惜的是，由于绝大多数票号主人没能及时回头，曾被热炒一时的合组银行事宜此时早已灰飞烟灭。山西商人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

串场：民国三年的1914年，山西票号的开山鼻祖 “日升昌”倒闭了，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也随之结束。在第二年３月的《大公报》上，人们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前月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门前尚悬挂“日升昌”招牌，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了。门前这一对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东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这便是一代财神的下场。汇通天下的宏愿最后也不得不龟缩在晋中几个县城的灰墙大院之中，那些曾经让王公贵戚垂涎欲滴的银票和汇票成了今日的山西人竞相收藏的一段如烟的往事。

陈：这是1937年5月份，这是“日升昌”留下来最后的一份资料。这个完了以后，到7月份就解放了，解放以后就。

记者：就没有了。

陈：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

记者：24户人在这里存款，总共是3427300元，这是法币。

陈：这是它上交的所得税的税单，交税单。这是“日升昌”110年，经营110年最后的一份文献。

记者：最后的一份文献。

陈：最后的一份文献，是向国家财政部交纳所得税，没有忘了国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