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两会”召开的时候，都会产生许多新鲜词，比如“雷人提案”、“键盘委员”、“美女记者”、“两会嘉年华”等等。这些词很有冲击力，与其背后负载的现象一样，时不时掀起舆论狂潮。而人们对“雷人提案”的解读，大多认为那是参政资源的浪费，就像“丈夫要给妻子发薪”、“网吧国有化”之类缺少起码技术含量的提案，让人啼笑皆非，尤其是出现在共商国是的“两会”上，显得异常不搭调。

很多人对时下一些委员、代表的参政议政立场表示过质疑，对包括“网络问政”、“微博建言”等方式也有不少微言，但民意终究未能左右某些民意代表的言行，每到“两会”都会有人大放厥词。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锡华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杰庭号召人们抢购住房，告诉人们“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青州尧王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则更是干脆，声称“医改若成功是人民的悲剧”。

房价问题已经无须赘述，即使张杰庭本人也未必不明白“卖地财政”从中起到了多大作用。值得一说的是，这些把“人民”挂在嘴上的政协委员似乎从根本上不懂“人民”的概念，前者把老百姓与政府对立起来，后者却把自己的利益当作了人民的利益。这是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因为这些尚不知国家主体是谁的人去参政议政本身就“雷人”，他们的政见当然经不起推敲。

就中国的医疗改革而言，几十年来虽然各种方案层出不穷，却不知道为什么与房改、教改一样越改越走向了民生的反面，以致到今天陷入了两难境地。其难点在于：一方面，坚持进行公平的医疗改革就必须建立医院的公益性制度，这无疑将冲击到现行体制下医疗行业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医药分家”又会直接与宗立成等药厂大亨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谁都不希望让医改损害到自己，最终损害的只能是老百姓的利益。

毋庸讳言，中国早期的改革很多带有设计者的主观思维，有的行业改革方案甚至掺杂着许多政策制订者的私利。当年许多改革者本能地反对“平均主义”，他们的理论很简单，就是让一部分社会精英先积累财富，期望社会总资产增加后中国每个人的拥有量也会相应增加。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治国原理——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语），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按他们的意愿去做，即使在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话语权，依然不忘抢夺公共资源。

改革一项制度固然很复杂，但越改越复杂，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正当性。如果按宗立成委员的说法，医改成功是人民的悲剧，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只有医改不成功才不是人民的悲剧。这样的逻辑很荒谬，不仅是“人民”主体概念的混乱，还有对改革认识的错位。因为改革现有弊制无非是为了更好造福于民，而离开了“民本”就不仅是悲剧问题了，冠以“既得利益者假改革之名策划的闹剧”也不过分。

客观地说，相对于十几亿之众的中国人，与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具有合法的议政权，尊重他们的发言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这两位政协委员各自为私利喧嚣，恐怕没有人对他们口诛笔伐，尽管宗立成宣称“不怕被骂”，也应该明白包括医改、房改在内的多项改革，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利益分配，过高的医疗费和高房价一样已经让大部分中国人失去了尊严感，就算不怕被骂，也不足以令人心服口服。

当然，宗立成委员指的“医改”实际上是他不能接受的“医药分家”，其中有多少利益纠葛姑且不论，但与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医改”并非一个概念。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自己的利益与医疗机构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永远不希望挣断这个旱涝保收的产业链，否则就可能意味着自己的灾难。以这样的心态参政很滑稽，特别是理直气壮地“甘愿受千夫所指”的劲头儿，更像是生意酒场上的醉话。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说过：“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之于社会管理者而言，“自戒”是“安人“的基础。遗憾的是，如张杰庭、宗立成委员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占据着宝贵的参政议政资源却不理政事。然而，“两会”毕竟不是争夺私利的场所，也不是赚取名利的平台，如果一任个别委员代表摒弃民众利益只为本体代言，将等同于公权私有化，与贪官污吏的行径没有本质区别，那才真正是人民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