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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雪晨:重读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为何失败

2016-06-28 16:01:2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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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它使得“同治中兴”作为一个历史学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本书提出的“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的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的观点,[1]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接连不断的争议。在今日历史学研究的语境中将它重读,仍有新的借鉴意义。


1不同于“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的“同治中兴”


通过讨论中兴领导人的主要思想、中央职能的恢复、地方行政的重建、经济运行的进展、军备建设的推动以及外交体制的近代化这几个方面,作者全面地展现了恭亲王奕訢、曾国藩、胡林翼等政治家在“中兴”期间对恢复儒教国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这种“旧秩序范围内的激烈变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果。[2]同样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将它称为“洋务运动”,[3]台湾历史学界则有“自强运动”的提法,[4]两者皆有重视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下的器物层面改革的倾向,并把它纳入于“军事自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近代史单线进化论中,而有碍于我们发掘历史时期本身的复杂情况,更容易忽视这种变革演变后的思想背景。相较之下,“同治中兴”的提法涵盖面更为广泛,对今日的中文学界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副标题“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则有助于我们以“保守主义”这一观念为主体,考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对解释它最终被抛弃的原因,理解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提出,[5]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和革命主张上激进化的倾向均有助益;更为重要的是,此种视角摆脱了思想文化是物质世界被动反映的教条式唯物史观,提示我们关注推动政治变迁的思想观念因素。



2中国的保守主义者的中兴计划


作者首先界定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概念。本书中的“保守主义”,是指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为了保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前中国社会儒教的、理性的、非封建世系的政治主张,它由一群传统士绅主导,致力于捍卫理性的世界主义秩序,认为人类历史是和谐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主张私有财产服从集体利益,相信人性善,重视道德修养,遵从习俗——因此虽同样具有保守的意愿,它在含义上仍有别于西方近代以伯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概念。[6]这些基本的理念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维护礼教的立场出发的,也决定了他们认为儒家学说才是普遍的真理,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所在。


随后,作者介绍了中兴发生的危急背景,即清帝国统治下的18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将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破坏殆尽;英法联军冲破大沽口防御工事、打败僧格林沁率领的精良军队,焚烧了象征帝国繁荣的圆明园;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通过惨烈的内斗,慈禧——恭亲王集团在镇压载垣后掌握了权力,接受了《天津条约》——一切似乎都显示了清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秩序濒临崩溃。何以同治中兴这场“儒教体制的最后一搏”,能够在最后时刻挽救清朝并为之延续了五十余年的寿命?为解释这个问题,本书做出了全面的分析。


首先,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提出了“合作政策”,为中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历换血的清政府努力采取了积极的谈判态度,正好符合了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斯丹莱及驻华公使额尔金等人“牺牲眼前利益,期望中国政府以自己的步伐并依照自身情况做出调整”的政策,这不仅使清政府摆脱了外国军事的压力,也帮助它获得了很多知识、技术、人才上的帮助,为接下来的改革创造条件。


复兴的第一要务是恢复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文官政府。中兴事业中涌现了一大批才能卓越的人物,他们的名单是恭亲王奕䜣、文祥、沈桂芬、李棠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等,这有效弥补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不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经历,并没有明显的中央、地方分界线,这在某种层面上保证了中兴事业的向心力;恭亲王和文祥的宏大气度和务实作风,使学者型的汉人官僚在中央占据高位,满汉分界也模糊、弱化起来。科举考试重新被重视,捐纳买卖官职的现象得到遏制,腐败无能的官吏被甄汰。[7]尤其专属中兴时代的人才成就是,曾、左、李等能力出众者可以由组织乡勇团练、身为幕僚受到提拔等多种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大大突破了以往官员的单一来源(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亦由此种途径起家,持续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另外,冯桂芬提出的“重新解释和扩大儒教行政管理”的原则,主张地方把胥吏制度化,从选拔优秀的年轻人从学徒做起,成为朝廷任命的终生胥吏——虽遭到了失败,却也不失先进色彩。总的来说,在”贤人治国“的儒家理论框架下,中兴时代实现了官僚人才的大爆发,也为它的迅速衰竭埋下了伏笔,体现出保守主义在儒家精神号召上的优势和创立可持续制度上的局限。


接下来的任务是地方行政恢复工作。在这方面,镇压叛乱和重建家园可以视为一个同时展开的步骤。每一次叛乱的动因、实力和弱点各不相同,清政府的对策也灵活多变,但都可以纳入“剿抚并用”的传统儒家观念中去。在复兴儒学的口号下,中兴政治家们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的务实举措,并借助领导人的杰出素质和众多数量保证了清政府相对太平天国的绝对优势,而后者因不恰当教义失去了文人士大夫和农民阶级的支持。


依循儒家皆“夷兵”平叛的传统,清政府同样很好地运用了外国军队来对付太平天国(它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今日仍然有所争议)。[8]在镇压捻军、西北和云南的回民起义过程中,中兴政治家的能力再一次得到了体现,他们的理念被胜利再一次肯定。此后清政府迅速遣散军队,鼓励垦荒,澄清土地所有权,在重建地方的公共秩序和私人生活的工作中表现出长远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士绅在地方的特权和责任被重新提出,他们广泛参与铺路、修桥、地方防卫、以道德训导农民、慈善事业等公益活动,重建清统治前期所建立的士绅管理地方制度,并把对儒学的普遍接受进一步发展为强烈的向心力和国家认同——一个《孟子》中“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儒家理想型社会呼之欲出。在此基础上的传统教育复兴,成了排除其他民间信仰和异端的重要举措,以此防止民众在儒家以外的任何思想基础上团结一致(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几次叛乱都有这样的特征)。


官方还运用他们最擅长的国家论述,树立起国家关心民众、热爱子民的美好形像,针对特殊人群的救济、公共卫生的维护、儿童教育的改善,都使得国家讨好民众的福利得以体现。帝国秩序在有条有理的地方行政重建中以儒家理念铺展开来,除了在针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沿海、沿河地区的活动的管理上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它们终将成为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最危险的潜流,并瓦解中兴政治家幻想中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


在改善帝国的经济状况上,中兴政治家们的作为最为有限。传统的中国经济学在观念上是从属于政治的,中兴的目标自然也逃不开重建一个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咸丰年间(1851-1861年)经济崩溃之后,“重农”又被重新提上了议程,[9]尽管物价得到了稳定,生产也逐渐恢复,但“追求新的财源”继续在道德上得到申斥,因此“抑商”的措施再一次被强调。除了能够对太平天国摧毁地区的无主荒地采取有效的分配和出售政策以外,针对厘金等商业税的系统申报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沦为下层官吏横征暴敛的工具。改良交通、修筑铁路的努力被大力阻挠了;有节制的贷款也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国家金融缺乏健全的汇兑制度,而只能依靠发源自中古的钱庄;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根本得不到有效的财政支持。以上都显示这个前近代国家的经济形态和现代经济增长需要之间的不能相容。经济发展在它所追求的道德、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兴中没有地位,他们缺乏“未来才是人类黄金时代”的信念,而是将已过去三千余年、几乎不存在于真实历史的“三代之治”视为人类成就的巅峰。


与经济改革不同,彻底的军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中兴的军事改革大体不出两个目的,一是给新型的军队在国内的秩序中一个适当的地位,并由此提高军队的士气,强化地区性军队对清王朝的忠诚;二是使中国军队在训练和装备上能与同时期的西方军队并驾齐驱——不幸的是,要实现这两个目的,中兴政治家们力图维护的传统秩序就将陷入危机之中,除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完成了一些质量杰出的西书翻译,这种以牺牲基础科学为代价的对应用科学的强调,造成了现代军事理念贯彻上的严重困难。军事上的自强运动最终沦为各地军阀割据的序曲。


外交体制上,总理衙门的创设可谓新颖独到,它把一个几乎要适应近现代外交的机构嫁接到传统帝国的国家机器上。在朝贡制度已经不适用于对待欧洲的情况下,总理衙门成功地使西方外交官中国化、中国外交官西方化。在接受列强的条约制度、与俄国争夺领土的事务、国际法的引进以及主张对西方的全面了解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所大力推动的同文馆的成立,更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首开先河。


然而,从新学堂的学生依然重视使自己获得做官资格的旧学而非新学的情况来看,这种离开中国政府和官员自身基本观念的变革都是徒劳的。儒家外交官在为与列强签订平等条约的努力中,遭遇了来自内外的双重不利条件,其中以《阿礼国协定》的失败历程最具代表性。阿礼国是英国驻上海领事,他试图以一种北京可以接受的方式为在华的外国人扩充权力,他在背负国内极大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和清政府实现了带有互惠性质的讨价还价,使得总理衙门代表中国第一次热烈期待一个条约的产生。


芮玛丽甚至认为,如果说中西间的不信任感的恶性发展曾有过一个时机可以得到遏制,那么这个时机就是《阿礼国协定》产生的1869年。然而英国政府最终和商人妥协,放弃了条约,作者眼中的这个实现平等互惠外交关系的最大机遇就这样错过了。此后《烟台条约》的产生,只是又一次重复了此前按照西方意愿开放中国的模式,这种片面的外交被凝固下来。屠杀外国官员和修女传教士的“天津教案”随后发生,中西间的紧张气氛再也无法法缓解。她最后总结道,《阿礼国协定》的否决和“天津教案”的发生,意味着中兴所尝试的、以儒教国家融入现代秩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3同治中兴的失败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西学转向”


通过梳理同治中兴的最初十年间,统治精英所采取的政策取向及其社会效应,芮玛丽从不同侧面归纳出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是如何与现代性要求不甚相容的。在帝国政治秩序的重建上,可持续的人才产生机制仍显匮乏,针对经济转型地区的管理方式依然不能建立;国家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低收的农业税远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备受阻挠的情况下无法成长;军事改良不能适应旧的国家体制,反而成为日后滋长军阀的温床;同治早期与列强的外交互信被《阿礼国协定》付之一炬,总理衙门在陈旧的国家机器上愈显孤立。中兴名臣们立场鲜明的保守主义态度,使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仅是为了捍卫一种即将逝去的生活方式,而没有担负起带领这个古老国家向现代转型的任务。他们的失败从一开始便已经注定,正如芮玛丽所说:“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芮玛丽给出的同治中兴的时间段,是较为狭义的19世纪60年代,这不仅将被批评为空有礼教的壳子而缺乏政绩的同治晚年和光绪早年排除在外,使之不至于与强有力的中兴政策相混淆,也给读者留下了新的思考空间:如果中兴的“阴影”自1870年起便已现端倪,中国的知识精英何以将更为深入的西化改革主张延宕至1895年才告提出?在甲午战败之前,持复兴正统儒家学说理想的传统士人是否已经陷入思想危机之中?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重新观察以王韬等思想家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王韬被日本革新思想家中村正直谓为“中国最早具有国际观感的文人”,他在政体类型上做出的选择、“重民”思想的提出、对基督教教义的引进、对发行西文日报的提倡,[10]都率先体现出精英阶层对这场“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失败结果的自觉。


另如一位名叫宋育仁的学者官僚,亦在19世90年代意识西方的宗教、科学输入的观念都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所抵牾,这种冲突会不可避免地消解到传统等级制秩序的基础。这两者都显示出甲午前弥漫在知识界的危机意识,[11]以及逐渐形成的改革共识——依靠现有观念的改革不足以成事,体制改良需要借助新的思想资源才能完成。它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为何在甲午战败后,各路革新思潮会产生如此迅速的、大规模的爆发,也提醒我们或许可以将中国知识界对更为深入的西化思想产生认识的时间做稍微提前的调整。总之,同治中兴使中国再生的希望迅速破灭,日益增长的自我怀疑和自我重估从统治秩序的表层渗入内核,甚至危及到了儒家统治的道德合理性,[12]是为接下来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做出“西学转向”的重要铺垫。


4重读《同治中兴》对今日历史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部书和芮玛丽本人都被归入了以“冲击——回应”模式、“西方中心论”、“单一现代性”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老派学者名单,但她所思考的传统儒家理念是否适应现代国家发展需要的问题,以及何种理论指向的方针政策才能被称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的问题,都远没有过时。对于前者,她务实地指出现代国家的要求与儒教秩序的对立之处,它们在个别地方的冲突可能明显,也可能模糊,但在国家的前途上,二者只能取其一的基本抉择是明朗的。


当今学者在重新发掘清朝在历史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时,喜欢采取将它与古今其他帝国相比较的视角,这自然能使人轻易发觉它在疆域扩张、行政效率、提倡教化上的巨大优势,但也容易模糊取得此种成就的前近代国家运作模式与现代国家统治思维之间的严格区分;另外,当今学者也通过强调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发掘盛清及其在此前获得的成功与崇尚征服、重视武力的生存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但以同治中兴为代表的晚清社会,在汉族士大夫的带领下却是向儒家的基本教义回归的,而这正是清朝在最后五十年间取得光荣成就和走向悲壮失败的关键,它提醒我们清朝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两百余年间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转型和变化,因而在整体上评价它取得的成就时,不至于对其中的任意一方有所偏废。“把思考中心交还中国”的史学潮流并不意味着前辈学者以西方现代性为衡量标准得来的结论有误,而反能督促我们从中吸取新的借鉴。


关于后者,即何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的问题,芮玛丽也在全书开头以维护儒家基本教义为出发点的“保守主义”概念上进一步作出了发展。“保守”或“革命”皆是相对的,即便限定是打着复兴儒家口号的保守主义政策主张,在同治中兴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也是层出不穷。书的结语部分中介绍了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急剧的保守主义转向的例子,即:蒋参考戴季陶等人的建议,重建了一套讲求“仁义礼智信”儒家礼教体系,[13]试图恢复士绅对地方的控制力,通过尊孔、推崇曾国藩等人物自命为中国文化捍卫者,藉此与中共旗帜鲜明的反传统方针对抗——芮玛丽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儒家复兴,因其中西混合的思想基础和浅薄实际的政治指向,而只是一种对同治中兴的东施效颦。


“名副其实的中国保守主义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最后一次抵抗的,”[14]一批才能非凡的传统士大夫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重申儒家信仰,为国家建立了高效有力的外交工具、恢复了的农业生产、抑制了的通货膨胀、训练了昂扬斗志的新式军队,才有资格作为国家以儒家基本教义为指导进行改革的最后尝试。同治中兴的失败,即是正统儒家的失败。尽管自康有为和他的弟子致力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儒教组织起,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新儒家”就汇流成一种政治思潮,并融入佛家、西学等不同因素在思想界长盛不衰,[15]但以此为指导的实际改革却在1860年代结束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无论是蒋介石在1930年代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还是“亚洲四小龙”于1980年代完成的“儒家资本主义”飞跃,都因其混杂的理论来源和现代型国家的统治技术,不足以证明正统儒家学说有在新时代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遑论是“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了”。只有百余年来的从未间歇的传统价值取向衰落,仍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重建自我认同的困难,并伴随着持续至今的“意识危机”,挥之不去。


[1] 芮玛丽著 房德邻 郑师渠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第1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芮玛丽著 房德邻 郑师渠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第304页

[3] 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 : 1840-1919》 目录页(中华书局 1999年版)

[4]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目录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5] “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由林毓生于1979年提出,其“中国意识危机”的提法也在被后来学者及他本人进一步发展。参见 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中译本 林毓生著 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 :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19和20世纪西方保守主义的特点是相信神的旨意,持有原罪观念,怀疑人的理性,相信约定俗成与稳定的成见,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钟爱乡土的生活方式,怀疑世界主义。芮玛丽著 房德邻 郑师渠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第2页

[7] 作者按,芮玛丽所观察到的后三项人才政策,并非是同治中兴所独有,而是新旧帝王更替所带来的普遍行为,这种现象频繁发生在《清实录》等官方历史所记载的新皇帝登基时期,是为维持帝国新陈代谢的常用手段。

[8] 《天国之秋》 的作者裴士峰(Stephen R. Platt) 指出,尽管西方历史学家长久以来喜欢夸大外国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但在这场双方势均力敌的中国内战中,1860年代初西方的外交和军事干预的确起到了偶然却有效的作用,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与戈登(Charles Gordon)等洋人的行动与来自中国内陆的地方民兵部队的行动交织却又各自独立,成为构成全部的战事经过的两条轴线。参考自裴世峰著 《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黄中宪译自Stephen R.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Knopf Press;2012

[9] 中兴时期的观点,即要维护传统的文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经济的现代化;它的计划是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经济恢复到能继续作为国计民生的主要支柱的水平。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第193页

[10]徐兴庆《王韬与日本维新人物之思想比较》第164页(《台大文史哲学报》2006年5月)

[11] 张灏著 高克力等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第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 张灏著 高克力等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第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 戴季陶是蒋的传统文化复兴政策的主要代表,他在积极参与祭孔活动,在各地兴办学堂复兴经典,主张明人伦重德育,恢复礼教以重建民族精神。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参考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增定版)第173-176页 收录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1977年版)

[14] 芮玛丽著 房德邻 郑师渠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第394页

[15] 张灏著 林镇国译《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第2页 (《鹅湖月刊》1978年5月)康有为仍偏向于儒家的基本教义,此后持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后有梁簌溟、熊⼗力、牟宗三等⼈,他们都吸收了新的思想资源,与同治中兴时期士大夫的主张有很大出入。


沈雪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生


原题:《重读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为何失败?——<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读书札记》 原刊于明清史研究资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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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雪晨大侠

沈雪晨,男,1992年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研究僧。爱好写作、健身、游泳,向日葵乐团主唱,两岸文化交流的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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