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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界响当当的军阀投资

2016-07-19 10:42:33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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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之快,使人们逐渐对这段历史变得模糊。直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在形势上统一了中国,中国人才有了较稳定的政府。国民党大陆时期的政权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是军政府,蒋委员长虽然开口则曰党国,但他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延续的的依然是清末民国初的军阀政治。民国的民主、民权、民智的开启和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演进当然无疑受时代影响在前进,但如果向历史深处望一望,苏小和在《百年经济史笔记》中为我们揭开了民国初年天津经济的一角面纱,再对比一下民国中后期国民党治下的中国经济界,一切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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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天津站广场

天津这座北方城市,由于在地理意义上靠近北京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必然被覆盖太多的官僚权力思维方式,但它同时又是中国沿海著名的通商口岸,是在一种外在的条约约束之下提前走向工业革命和全球市场的中国城市。这两方面的属性,刚好给那些正在失去权力或者已经失去权力的官僚阶层切入新兴的企业和新兴的市场提供了一种区域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天津近现代工业企业的兴起,尤其是当时比较火爆的纺织产业的兴起,其创业资本主要由一批从晚清转移过来的官僚阶层提供。按照基本的投资逻辑,他们既是资本的提供者,也是企业的股权控制者,事实上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种格局与上海的市场逻辑和企业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上海的市场兴起主要由大量的外来资本和民间的资本联合推动,这里很少遇到官僚阶层的干预,市场的自由秩序决定着市场要素的自由交换,但是天津则完全不一样,天津现代企业的推动、官僚的利益驱动才是真正核心的动力。

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企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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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天津街景

比如天津恒源纱厂,当时当地,属于名头最响的企业,它的股东主要由一些更加有名头的官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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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及主要派系领导

张作霖,满洲三省督军,名噪一时的大军阀,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既提供大资本也提供纱厂的产品销售渠道。

曹锟,直隶的督军,在整个北洋时代一直都是有大影响的军阀,他也是恒源纱厂的大股东之一。曹锐,直隶省的省长,曹锟的总管,同样是恒源纱厂的股东,有实力的投资方。

鲍贵卿,恒源纱厂大股东之一,他的政治派别属于直系军阀,一度担任黑龙江督军、陆军总长,在军队谱系中,他和曹锟是一个阵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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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纱厂创办人之一边守靖

段谷香,曾经的两淮盐运使,相当有含金量的官阶,也是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

田中玉,山东督军,也拿出巨量资金,成为恒源纱厂的股东,理所当然,他的军队也是恒源纱厂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

至于一个叫章瑞廷的人,虽然不是军阀官僚,但他是天津地面上名头很响的军服制造商。事实上这些军阀股东,都是他的关系资源,他是一个能够在天津企业界左右逢源的大人物, 是各路军阀纷纷拉拢的有钱人。

又如天津裕元纱厂,也是各路官僚纷纷投资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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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纱厂老照片

大股东段祺瑞,曾经的国务总理,裕元纱厂的大股东,某种意义上是这家企业的大靠山。

曹汝霖,裕元纱厂的大股东,时任交通总长,曾一度出任财政代总长,真正掌握政府财力的大官僚。

段芝贵,裕元纱厂股东,官场身份是北京地区的军队总司令。段是一个非常老到的政客,早年曾经用重金赎出歌女梁翠喜,当作礼物献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而载振则是晚清比较有改革精神的重要人物。后来此事被曝,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以此攻击改革派,晚清的转型因此偃旗息鼓。如此,段芝贵进献歌女的事件,便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八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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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义子段芝贵

倪嗣冲,安徽督军,手握着安徽地面的军队,也是裕元纱厂的股东。

王揖唐,北洋时代的内务总长,做过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也是手握权柄的大人物,同样是裕元纱厂的股东。

吴鼎昌,裕元纱厂的股东,他的身份是盐业银行总经理,长期做的都是官商结合的垄断生意,在官场大有人脉。

徐树铮,段祺瑞政府的内阁陆军次长,段祺瑞的红人,裕元纱厂的股东。

朱启钤,很有实权的官僚,做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参议院副议长,也参与到裕元纱厂的股权结构之中,在天津企业家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再看看另外一家大企业,华新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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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华新纱厂粗纱车间

这家企业的最有声望的股东之一黎元洪,北洋时代两次做过大总统,是各路军阀必须礼让的大人物。

周学熙,袁世凯的有力合作者,袁世凯的财务总长,可谓大权在握。周学熙是一个有魄力的企业家,对日本的企业颇有研究,因此大力在中国推广现代企业的构建,被一部分经济史家誉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办者。他的企业很多,包括开滦矿务局、 耀华玻璃公司,以及更加具有现代市场意义和城市意义的京师自来水公司(让北京这座古老的中国城市第一次使用上了自来水)。至于华新纱厂,则是周学熙为了支持袁世凯的军务在天 津创办的纺织业企业。周学熙与袁世凯属于莫逆之交,政治盟友,事实上他的一个妹妹后来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轸。 由此可见,华新纱厂肯定是袁世凯利益版图之内最为重要的企业之一。

一个叫作杨味云的官僚,也是华新纱厂的股东,他是周学熙的总管,也是周学熙身边最值得信任的人。

事实上,北洋时代的另外一位大总统徐世昌,也是华新纱厂的股东之一,不过他参与到企业的事务很少,更多的是家族势力在其中发挥作用。晚年的徐世昌下野之后,淡出政坛,在天津隐居,专修文史哲,某种意义上,华新纱厂是徐氏家族的经济来源之一。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缘于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事实上徐世章早年留学比利时,视野开阔,回国后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当然也是大权在握。同时,他还是交通银行副总裁、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以及政府币制局局长,在运输、金融和政府货币政策领域有着重要的话语权,他对华新纱厂的参与比较深入,而且有着举足轻重的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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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0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仪式后与官员的合影,前排中握手套者即徐世昌

在整个天津的企业界中,华新纱厂的地位,可谓名列前茅。 因此各路政治势力都试图参与到这家企业之中。比如段祺瑞不仅在裕元纱厂有自己的势力,他的国务总理龚心湛,算是代表段祺瑞入主华新纱厂的重要力量。事实上龚心湛不仅是北洋政府的总理,他还一度担任财政总长,可见其权力之大。

此外,江西督军陈光远,也以他的军队势力,参与到了华新纱厂的股权结构之中。

这样的企业股东详情,可谓惊人,几乎整个北洋时代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介入天津的纺织行业,整个天津的现代纺织业资本,都来自北京的官僚集团。他们一方面控制着中国的北部,控制着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天津的企业。这样的局面,从大局上看,似乎与晚清官商结合的企业制度类似,更多的是沿袭了官督商办的模式,官员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成为企业的股东,他们在资本、政治保护和市场销售半径等几个方面对企业构成影响力。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晚清旧的官僚集团在新的政治语境和市场语境所采取的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样的结论有其理由,这就是传统的影响力,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所有政客的一种理性经济人行为方式。晚清的遗老遗少们夹带着晚清的资本和晚清的思维定式,对新的时代继续构成影响,这是非常久远的传统思 想,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种隐形的政治传递、经济传递与文化传递。现在,一种有现代工业技术的,有现代国际企业理念的生活介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传统迅速找到了一个立足点,进而形成了一种国际市场价值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某种媾和。在天津这个北方重要的城市,在北京政府的身边,人们一边向 往着现代工业、向往着新技术,一边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官场逻辑依依不舍。在以开放和竞争为普世价值的语境下,这种政治生态和市场生态,无疑是一个特例,是一个差的变革、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一个缺乏市场自由精神的企业史局面。但是在天津,它成了主流,成了一种方式,甚至是一种价值观。这意味着, 一种混杂着中国传统官场价值和市场竞争价值的现代经济方式和企业方式,在天津这座城市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在市场交 换的意义上,上海是比较自由的、透明的、比较纯粹的市场竞争, 而天津则是隐形的、官商互动的、复杂的市场竞争。关于中国 现代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上海和天津开启了两个不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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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天津老照片

如此,我们就能看到隐含其中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意义上的变化。天津的企业家们已经构成了个新的官僚阶层,他们用一种官僚的方式,将天津这座城市带入一种权贵企业的模式之中,而那些既有政治权力又有 企业权力的股东们,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经济阶级。 这个阶级释放给市场的信息,不再是晚清的官僚趣味,而是市 场的利润导向,是与国际市场力量可以对话的官僚阶层和企业家阶层。

这是一个对西方的文化观念与新技术有一定了解的官商阶层。袁世凯创办了新型的军事教育机构,一些有现代文化理念、 商业理念和军事理念的人物得以产生。段祺瑞、黎元洪、曹锟都来自这样的教育,他们普遍出身于官僚世家,名门望族,但现代性的军事教育让他们脱离了传统文化的趣味,开始建构一 种现代性的人生方式。段祺瑞甚至考入德国炮兵学校就读,他的军事理念在当时,已经非常具有国际化的特征了。事实上被后来的史学家妖魔化非常严重的张作霖,他的军事理念也有着 一定程度的现代性,他不再是过去那种占山为王的草寇。这一代具有国家治理才能的人物,一方面在政治、军事方面大面积倾向于向西方国家学习,尤其是向日本学习;一方面相信市场 经济和企业建设才能提升国力,两方面的要素结合在一起,他 们以天津为城市中心,全面参与到了与国家能力和军队建设有 关的企业建设之中。

的确有一批相对传统的官僚,比如徐世昌,他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得以进入晚清的官僚系统,名为进士,翰林院编修。 类似具有进士功名的人物还有王揖唐、王克敏、吴鼎昌、周学 熙、朱启钤。早期,整个国家处在转型时期,他们的确受到了 传统与现代的挑战,但很快,这些人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意识到必须改变观念,学习新技术。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接受派遣,或者自费去日本这样的国家考察、学习,更加彻底的 一些人会直接到欧美的大学去继续学业,甚至拿到了学位,比如王揖唐、吴鼎昌等。

至于年轻人,首选的教育手段就是出国留学。那个时代,出身名门的年轻人几乎都去欧洲读书,比如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就最具有代表性,他是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科班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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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抵达旧金山的部分官派留学幼童的合影

这种留学风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无论是政治人才、军事人才, 还是商业人才、文化人才,几乎所有有所成就的人都有留学的 经历,这是北洋时代最有意思的教育风景,或者说是社会时尚。

这是一个将现代企业的效用性仅仅锁定在个人或者家族发财致富的官商阶层。与晚清企业家致力于企业救国的发展理念有所不同,黄金时代天津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这些企业里面隐藏着的各路官场股东们,几乎放弃了这种企业层面的宏大思考,人们变得非常实际,只关心企业能否给自己和家族带来利润。这样的现象值得分析,在企业的属性意义上,或许这是一种专业化的进步,在市场的意义上,企业的天职的确就是赚取利润。天津的企业家们,的确没有放大企业的公共价值,而是致力于市场资源的整合与竞争。在历史的意义上, 这样的方法是稀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地处天津且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国际市场视野的这些企业家们,在向来弥漫着浓厚官僚气息和大政府主义气息的中国北方,就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现代企业意义。

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这种企业利润导向,是建立在官商结合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这在市场要素禀赋的意义上,显然消解了市场的深度演进。这既是传统的影响,也是理性经济人属性在市场制度不确定的语境下过度膨胀的反映。在政治学的意义上,这些从北京官场而来的官僚商人们,事实上属于典型的新一代官僚,他们的价值观不再是传统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是更加激进的开放,是一种崭新的面向世界的姿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普遍与上海的纯粹市场化的企业家们并无明显不 同。但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他们依然是晚清的路径,尤其是在企业建设层面,还停留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水平,即努力保持着官场和企业之间的模糊关系,完全没有思考政府和企业的分工命题,而是继续借用政府权力的力量左右企业的发生和发展。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天津企业的内部掌握有醒目的股权, 这种深度参与到企业经营中的官僚生态,传递到每个官员的家族关系之中,将传统的官商结合、企业有限度的市场竞争、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模式,全部整合到天津的现代企业组织架构里,形成一种特别的中国北方企业制度模式。

——以上内容选自苏小和《百年经济史笔记》(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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