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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暴力与抒情、肉欲与纯真的合体

2016-07-29 07:51:1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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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27日凌晨,行刑队枪决了作家巴别尔。此前几个小时,他在最后一次草草进行的审判中翻了供,否认自己是外国特务,也不承认有反苏行动,当初作出的针对自己和文艺界其他人的虚假指控是被迫的。辩解毫无用处。斯大林几天前就已经代表政治局,在包括巴别尔在内的三百四十六人死刑名单上签了字。

巴别尔活了四十五岁,大清洗不仅消灭了他的肉体,也把他未完成的手稿统统给毁掉了。他留下的作品不多,只有《骑兵军》《敖德萨故事》和其他零星的短篇小说、一本随军日记、两三个剧本而已。但哪怕只有一本《骑兵军》,也足以保证他跻身伟大的俄语作家之列。

我们过去认为《骑兵军》是一部短篇集,如今大多同意应该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的故事在情节上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借叙事者——第一骑兵军随军记者柳托夫的战地见闻,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苏维埃俄国与波兰之间爆发的波苏战争。由于忠实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骑兵军》一度受到布琼尼等红军将领的非议,但得益于二十年代苏联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特别是有了高尔基的保护,巴别尔暂时是安全的。

在他的笔下,重与轻,恶与美,马刀与鲜花,暴力与抒情,野蛮与温柔,无知与无畏,愚蠢与狡猾,肉欲与纯真,这些截然相反的东西,就像俄国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样,是同时并存的。杀人、强奸、殴打是家常便饭。革命对反革命,“我们”对敌人,波兰人对犹太人,男人对女人,父亲对儿子,儿子对父亲,人对动物(马、狗、鹅、蜜蜂),“日常的暴行记录如心脏病一般,时刻让我感到窒息。”但在一个个暴力的场面、一次次残忍的行为之间,也夹杂着一些柔软的、人性的,有时甚至可以称得上高尚的东西。

孙越是有功的。1992年的第一个《骑兵军》中译本便出自他的译笔。在中国读者对巴别尔十分陌生的情况下,那本蓝绿色封面、又薄又窄、用纸不佳的小书只印了一千五百册。此后,傅仲选和戴骢分别翻译的《红色骑兵军》出版,就连巴别尔的日记,也有了不止一种译本(如王若行译《骑兵军日记》和徐振亚译《巴别尔马背日记》)。时隔二十四年,孙越重新翻译《骑兵军》,将他在俄国和乌克兰两国多地长年旅居的经历,以及对巴别尔独特语言的全新领悟融入其中。

有些书让人不忍释卷,有些书值得一再重读。《骑兵军》两者兼具。我们似乎每一次都能透过巴别尔的简洁,多了解一分他的厚重;又借着他诗意的、讽刺的,甚至不无喜剧色彩的文笔,更深入地揣摸他的悲凉和恐惧。

仅以《我的第一只鹅》为例。身为矮小的犹太人和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柳托夫不断遭到职业军人的轻视和戏弄,直到他当着一群哥萨克的面突然出手,揍了半瞎的房东老太婆,还连声骂着“操你妈的”,一脚踩死了老婆子的鹅,“鹅头在我的靴子底下咔嚓一声断了,鲜血冒了出来。雪白的鹅脖子踩进牲口粪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来回扑腾。”他得到了战友们的尊敬,成了其中的一员,只是到了夜里,“我做了很多梦,还梦见女人,只是那颗为杀生的鲜血而染红的心,却一直在低号,在流血。”

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有些不寒而栗了。因为我十分严重地怀疑起那只鹅的身份来了——就凭柳托夫(巴别尔)这副德性,仅仅弄死一只鹅(!),就能震慑住杀人不眨眼的哥萨克?

最后,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巴别尔为什么成了人民公敌。但他是犹太人,而且好色,后者通常并不致命,除非考虑到他的情妇之一是秘密警察头子叶若夫的妻子,而且,据孙越的译后记,斯大林本人似乎也是叶夫人美貌的仰慕者,曾当面称赞她为“红发天使”。对了,在巴别尔遇难后一个星期,叶若夫也被斯大林枪毙了。(康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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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届戈宝权外国文学翻译大奖得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俄罗斯圣尼古拉金质勋章获得者,俄罗斯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际笔会会员。本站所有文字皆系原创,版权所有,如欲刊载,敬请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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