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沉默中离开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郑洁（北京）
 

爷爷离开我们一年了。他本来可以活得更长一些，但最终停在了89岁的门槛上。

去年“十一”我们全家是陪着他在医院度过的，整整7天阳光都好极了，他的病床紧挨着窗户，阳光把压在他身上的被子晒得暖暖的，这要比他在家住的那间下午得开灯才能看报纸的小屋好过很多，可他已经不是太知道，他几乎一直在酣睡中，很安静。

往常这个时候，耳背的他一定会将家里的电视调得山响收看新闻联播，如果正好有人开车来看他，他也很愿意让我们带他去天安门广场转转，共和国的生日是他很重视的事。而当车子从人群鼎沸、花团紧簇中驶过，除了沉重的呼吸声，他同往日一样缄默不语。

8岁时第一次见到爷爷，实在没什么可亲近的：一米八几的魁梧身材，立在客厅跟座大黑塔似的，目光炯炯，眼珠仿佛能弹射出来。我喊他，他答应一声，然后就什么都没再说。

这和爸爸第一次见到他时多少有些相像。爷爷名叫郑锡伍，抗战时任“云彪支队”副政委，在当地乡亲中很有声望，后来《毛选》第三卷中也对他所在的队伍给予了肯定。日本人称爷爷为“黑郑”，很是忌惮。爷爷初中肄业后，1938年参加革命，一离开就是好几年。爸爸出生时，爷爷正在几百里外的冀中平原打鬼子。爸爸到7岁时才由奶奶带着，骑着毛驴，过一个个关卡，连走几天的山路，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去探亲。爸爸记得，那几天骑毛驴的旅程，把屁股都硌肿了，等见到爷爷，爷爷的反应和后来面对我时并无二致。

爷爷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过问家里人的情况。全国胜利后，他被调到北京担任华北军区某部组织科科长，这本是个把奶奶和爸爸他们接到北京来的有利职位，可爷爷一直都没想起呆在老家的他们。后来还是奶奶自己带着孩子，来北京找到爷爷，一家人才算团聚了。到爸爸他们上学的时候，爷爷又把上部队八一学校的机会让给别人，让自己的孩子去普通学校。

爷爷的那套革命原则，让家里人颇有微词。70多岁的时候，奶奶想起往事还会伤心落泪。奶奶年轻时候好强能干，一心想出来做事，爷爷就是不肯说句话为她安排工作，结果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庭妇女，老了连劳保也没有，还得靠爷爷养活。奶奶觉得，这辈子跟着爷爷太屈了。

可那些过年过节来看望爷爷的人，对他表达的却都是崇敬之情。一次杨成武将军的儿子，原新疆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文龙叔叔和我们一家人吃饭，说起爷爷竟湿润了眼眶。“要不是你爷爷，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现在。”当年，因为上一辈人的牵连，他被隔离到军工厂接受改造，哈尔滨的11月份天气极冷，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衣。爷爷此时担任哈军工“革委会”领导，立即吩咐下面的人分派棉衣给他，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不能冻死啊！”

“文革”期间，爷爷主管哈军工的科研生产，在复杂的环境下，领导完成了包括“718工程”在内的科研成果98项。可到了“文革”中后期，其他领导相继被调走，爷爷竟成了替罪羊，实际参与和组织“武斗”、“逼供”的人，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爷爷耿直，认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符合实情和中央规定的精神，便不肯接受。为此，他没有穿上军装，成了部队中的离休职员干部。

离休后，爷爷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写申诉材料上，要求组织重新审查自己的政治。后来他身体状况转差，一写材料血压就高，家里人接下了写材料、上访的任务。上访的结果却总是不了了之。直到1997年，在一再要求下，爷爷才第一次见到了当年的“处分决定”，而“审查结论”他至死都没有拿到。

爷爷70多岁时来我家，除中间回了两趟长沙，就在我家常住下来，呆了17年。这些年来，他很少和我聊天，和爸爸，聊得最多的也是国家大事、政策什么的。他不养鱼不养鸟，不愿意出门，也没什么朋友，就爱躺在床上看报纸、听广播。每天晚上早早睡下，凌晨4点钟起床，坐在床上吭哧吭哧做自创的保健按摩操，然后再听广播里6点钟的早新闻，把收音机拨得哗哗乱响。多数时候，他就像是一座年代久远却依然精确的钟摆，自顾自地发出很大的固执的声响。

爸爸说，爷爷那是要锻炼好身体，等着有一天组织上还自己以清白。日子一天天过去，陷害他的人相继离开人世，爷爷的问题却丝毫没有解决的希望。最后一次脑溢血出院后，爷爷仿佛固定的生活节律开始疏散起来。他不再坚持做操，起床也晚了许多。爸爸劝他多做康复锻炼，他假装听不见，带着粗重的呼吸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家人印象里，爷爷缺少温情，顽固坚持原则。而爸爸说，要不是爷爷，他没法来到城里，不会有今天。因为政治审查悬而未决，爷爷的医疗报销一直没有着落。他住院的最后日子里，每天上千元的医药费让爸爸一筹莫展。妈妈只身一人远赴长沙去找爷爷的单位交涉，而爷爷只是安静地睡着，几乎一言不发。他体内那股气势汹汹的力量一点点消退，从未松懈过的表情开始舒展，也许他正在开始忘记那些无法释怀的事情。

爷爷因为肺炎去世，他弥留之际，医生曾就要不要切开喉管上呼吸机征询过爸爸。上呼吸机抢救成功概率只有一半而费用昂贵，医生和亲戚们一致认为爷爷不过是早两天、晚两天的事。爸爸数着手里有限的钱，不知何去何从，最终放弃了那道多半无用的抢救措施。爷爷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为自己的决定是否掐灭了爷爷最后的生存希望而反复自问。

爷爷没给过我什么疼爱，我觉得他的存在甚至侵占了我的权益，因为住房紧张，差不多有八年时间，我无法和父母一同生活。爸爸说，爷爷一生从没给过儿女们任何帮助，连关心也谈不上。他们那代人的魂魄里，只有对党的信任、对原则的坚守、对实事求是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