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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困境下的G20

2016-08-02 11:23:27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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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二十国峰会)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在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和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机会。不过,要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今天国际经济的总体局势可以用一个字面的变化来说明: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软力量核心的“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

最近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由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促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中国也在当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如果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没有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积极参与,它很难叫做全球化。同时,如同其他很多国家,中国本身也从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迅猛增长,在很多年里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但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各种政策协调远远跟不上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两次危机,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次重大危机展开的。

就各国内部来说,两个主要的因素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而金融和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资本像今天那样的巨大能量。

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被视为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过,特朗普现象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只是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罢了。

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其政治人物有没有去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

民粹主义酿成国际问题

表现在世界经济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各国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是西方最具有吸引力的软力量;但是现在的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开始标榜自己是反自由贸易的,因为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本来就是因为各国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的产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如果管控不好还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历了快速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内部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不公等问题,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跟当时的民粹主义也是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又导致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同样,这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制造严峻的国际局势。今天,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同时,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各文明、各国家变得越来越自私,国家间的行为缺乏协调,互相抱怨,甚至互相憎恨。无论是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主权之争,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的崛起,充满着不安全。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G20的主办国,中国应当具有怎样的立场和政策呢?在世界性民粹主义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好。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者,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朝鲜核武器、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在中国周边向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面对巨大的外在压力,中国本身内部的民粹主义也正在变得非常强烈。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逃避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切。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至少在和亚细安之间的关系上,已经阻止了形势的恶化,扭转了地缘政治之争的局面,开始转向经贸合作。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最大安全保障。世界经济或者各个经济体出现了重大问题,世界会变得更不安全。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中国应当明确强调国际经济不应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从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往往是小国的武器,不应是大国提倡的;一旦民族主义在大国盛行起来,小国就非常害怕。当然,小国更不应该搞民族主义。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富裕得起来。朝鲜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世界上能够富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是开放的国家。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应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更加的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应当演变成民族主义,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也会继续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西方世界到现在为止,在推动全球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西方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只有5%至6%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进而,中国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尽管美国试图在制订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一些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甚至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也是抱着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贸易规则,必然具有普遍性。这些普遍规则即使不符合甚至损害中国眼前的利益,长远也是可以符合和增进中国的未来利益的。并且,中国可以把新的规则转型成为改革内部体制的动力,就如中国为了加入WTO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做加法。中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且随着消费社会建设,中国内部市场对于西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可以在现存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再加新规则或者修改老规则。美国总是强调写规则的重要性,并把和中国的竞争界定为书写规则的竞争。不过,现实地说,写好的规则必须得到执行和遵守。如果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再重要,就很难执行其所写的规则。对中国来说,经济总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写新规则的机会,更是造就着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

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合作论坛,G20的使命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防止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今天的G20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

——摘自联合早报郑永年专栏2016年8月2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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