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得到您们的帮助

领导同志：
恳请得到您们的帮助，让我尽快地在武汉市江夏区档案馆里看完该馆之“1全宗3目录1973.86卷187页同第十三本材料二册320号” 这份已开放档案的后半部分（即原武昌县清档办之第十三本材料二册中的27、38、218、320号的相关材料），以便我能尽快地找到已失散61年的弟弟刘汉森和另一个在1950年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先父母的遗愿得以实现后，他们二老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暝目。
祖母和母亲及大姐所讲述的家庭中的往事
家父刘先志，字玉林，号伯超，生于清光绪28年十月十三日戌时（1902年11月12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鼓架山下之大刘村、小刘村人。
1922年，家父在武昌高师附小兼课时与陈潭秋相识，经其介绍加入青年团，1924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1926年1月，家父与住在我家里的石烈凡（中央农委特派员，“武汉事变”后任黄梅县委书记，1928年2月调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后被捕牺牲）一同组建武昌县秘密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同年底，经石烈凡引荐，家父得与毛泽东、夏明翰等人相识。1927年2月，家父参与农讲所筹备工作，3月至6月，在农讲所内中央特别训练大队里学习，党内化名白涛。
1931年初，家父奉令考入湖北省第一期乡政人员训练班，任学员班班长并加入国民党。结业后历任青山区区长等职，1933年底调入国民党武昌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和加入CC派系 “忠实党员同盟会”。1936年在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加入了“中华复兴社”。1939年初代理武昌县党部书记长，1941年正式接任该职。
1945年底，家父通知我祖母和我大姐（她们二人于1942年4月20日夜在武昌梁子湖畔的易角屋村加入中共）停止活动就地隐蔽。1946年初，二娘左少华与一自称其母的妇人来到我家，二娘母女实为组织派来协助家父工作的秘线人物。当时家中的六个成年人中，除家母外，其余五人均为中共成员。全家人配合默契，彼此心照不宣。
家父先在我家（武昌候补街86号）紧邻处修建一宅开办“廖和记”煤球店，让二娘当掌柜。半年后, 又利用其在武昌县银行任高股董事为二娘谋得一个职员的差事，职司出售彩花而便于联络。后来，二娘任武昌县政府妇协理事长，更便于活动。1948年1月，弟弟汉森在县党部大院（解放前原府经厅三号）内出生。【注：在江夏档案馆内我先后看到的两个“187页”的档案中，在贴有南通两次来函之紧邻处都贴有一张写有“府经厅三号”的字条。】
1948年12月，家父奉令入川。遂以送二娘及其母带我弟汉森回乡探亲为由，家父托其姓荣的朋友派人将她们秘密送往广西柳州。家父与家母商量想带走我和大姐。家母因担心父亲的安危及事泄后无法顾及两个年幼的儿子，执意将我留在武汉。春节后，家父以送我大姐外出念书时，父女二人去了柳州。
1949年三月底，家父等五人到了重庆，租住于飞来寺旁两路口一民居内。4月间，家父在通往国民政府之屿峰街口开了间杂货店，将我大姐送到西南美专念书。
5月，家父在歌乐山下之磁器口开了间较大的店面，供应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的物品（小说《红岩》中有一段记载）。因军统提前屠杀后，家父撤回屿峰街。
1949年12月26日，家父等四人奉令离开重庆。
1950年1月的一天下午，一身着便装的青年带着一个年约两岁的男孩在汉口华清街菜场我堂伯出售野禽的摊位上，向我伯母询问我们一家人的情况。伯母因害怕而未以实言相告，来人留下一个地址让我堂伯前去赴约。
翌日上午，堂伯见那里是个军管单位不敢贸然进去。站立于僻远处，从早上直至下午也未见有人带着小孩出来，致使机缘错失。因任务紧急，家父等人去了华东。
家母闻讯后，说：“这是他们回来了，但可能还要走。他们又不便在武汉露面，这才让人带信约全家人去相聚。怕大伯不相信，才把汉森带出来作证（我弟弟脚背上有一道寸许宽的青紫色胎记）。”家母说全家人见面后家父会对全家人今后的生活有个安排，还有个可能是想把汉森也留在武汉家中抚养。
此后，再也没有家父等人的任何音讯。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留下了关于父亲的一份档案
因为是一份已开放的档案和经人相助，2006年6月，江夏区档案局的李局长让副局长陈明友接待了我，馆员王建荣（女）送来了一本内面贴有江苏南通第一次来函（1968.12.12）的“187页”。187页中全是本省和外省市来的调查函和几处很模糊的记载，南通的调编号948303函贴在末页的正面，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红字下面有钢笔所写的刘先志三个字。此函向左侧翻后，有钢笔写下的“已落实”三字，另有两行铅笔字：1949年初外逃；外逃，逃台。在邻页的背面写有府经厅三号等五个字。
至2007年1月，我先后八次从王建荣手中接过这本贴有南通第一次来函的档案，其中有三次是站在一库的门口看见她从靠墙面西的柜架之第五格右手边取出，见这柜架的六格内全放满了黄色壳面的档案（钢制柜架每格的长度为0.9米，那批原县清档办的档案放了七格，另有一格在对面柜架的底格上）。因对档案管理知识一无所知，而未留意背脊上的档号。
2007年1月，王建荣交给我的是另一本档案。187页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末页之正面上写有府经厅三号五个字，南通的第二次来函（1969.1.14）贴在邻页的背面，该函反面无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红字下写有刘玉林三字，另有钢笔书写的“已落实”三字和铅笔字。
我问王建荣为什么两份187页的内容不相同？她说: 这是落实卡片，那是存根。
同年12月，我持湖北省公安厅信访告知单见到了李局长，要求看到那份档案的后半部分。他在看过1973.86卷后承认我所要看的材料确实在江夏馆内，他提出须持武汉市信访局的转字单换成江夏区信访局的转字单后才符合查阅档案的程序。
我一一照办后，看完了1全宗3目录的1一162卷，不仅未见到原武昌县清档办的“第十三本材料”，连以往看过八次的那本“存根”也不在那前162卷内。
2008年2月底，李局长拿出了该馆于1990年编写的“指南”，上面写有馆藏清档办文书档案共181卷，上架排列长度为6.2米。李局长不能自圆其说，他答应待会带我去库房看。
他曾两次离开其办公室，时间并不长。当他领我进到一库时，柜架上的前162卷排列长度仅为4.8米，第五格之大部分及第六格中的全部档案已神秘地消失。几天之后，该局主任王建荣私自去查阅室从1全宗3目录中抽走了163一181卷的三页案卷标题。
此后，三次删改该馆电脑中储存的1全宗3目录163一171卷案卷标题等让人匪夷所思的制假、造假的怪事，在江夏档案馆内按李局长的思维频频发生。这一份已开放的档案的后半部分明明就在那被藏匿的163一171卷之中，李局长却偏不让我看到。
寻找失散已60年的亲人需要得到您们的帮助  
为看到原武昌县清档办第十三本材料二册中27、38、218、320号内的与我家亲属相关的我去江夏档案馆已有90余次，三年多来冒着严寒酷署不停地奔走于潜江、武汉和江夏三地，这对一个年逾花甲且家住潜江的老人来说是何等地不易，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但我坚信一定会有共产党的清官来为我及我的家庭主持公道。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及新闻媒体极力支持和帮助老百姓寻找已失散的亲人，认为这是能让死者安心和让生者庆幸的好事，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赞歌。我深信这都是真实的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说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部门及新闻媒体在帮助老百姓寻找亲人时，还会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吗？
家父为其信仰毕生奋斗而至死未归，他的遗愿只是想让流散在异域他乡的儿女们得以团聚。如果，执权柄的公务员仅将胡锦涛总书记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教导置之脑后或付诸于空谈，则家父在九泉之下也无法喊出天理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的话来，他也对干拿着国家的俸禄而不愿为百姓办实事和做好事的这类公务员毫无办法，惟只能伤心落泪不得瞑目而已。
希望能得到您们的帮助，让我家已失散了61年的兄弟能早日得到团聚。
敬颂
安好
                                        刘 树 森
联系电话：  13035394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