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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行 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

2017-01-12 08:43:4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宗教人文 | 浏览 382 次 | 评论 0 条

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台湾从事布道工作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
  我们看到,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离耶稣钉十字架不过五六十年,福音在犹太人之外的希腊地区就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当时,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与信耶稣基督的希腊人的比例是1:10万。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本来是有很大差异的。犹太人的旧约背景希腊人没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情结希腊人没有;而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哲学传统也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但这种差异没有成为障碍。应该说约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契合点。他把希腊文化中的“道”与基督教的“上帝”结合在了一起。《约翰福音》劈头便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约翰抓住了这一根本点,打通了福音向希腊文化圈传播的途径。福音越出巴勒斯坦地区,进入了希腊文化圈,这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使基督教在欧洲得到了的广泛传播,并由此从向世界,成为了全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
  那么,既然基督教在背景不同的文化中可以很好地传播,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播中,有一定的难度?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不是人的存在状态,这只能是猫的存在状态。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学家说:“
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正是因为信仰这样重要,耶稣提出的最大的诫命才会是这样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里,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大的诫命,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中国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信仰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文化的思想高度从未抵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说,有啊,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记。
  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产生的基因突变。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一个结果。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四十年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以上说法可以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抵抗,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本身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而且,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他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它追求的是鹤发童颜、长生不老这样一些很实际的愿望。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文化中本来没有信仰,则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仿造一个,也肯定造不好。
  中国缺乏信仰,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在中国的排异反应非常强烈。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伙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中国现存的佛教,90%是小乘禅宗,不是正宗的大乘佛教。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过自己的神,作为一个民族,也没有真正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超越性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就呈现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现在广东和香港以及很多地方,庙里的香火也很盛,很多商店都有供着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与真正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信仰,是你要投入进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没有世俗心态的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功利需求。而中国人信佛是这样吗?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最人气盛。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了。不是去信奉了,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了,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算帐——包赚不赔。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人们念:“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目的是什么,是救苦救难,很具体。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第一次)“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天父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能成全。为上帝,不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电视片《十字架》有一段布什访华时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讲的很深刻。信仰干什么?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生儿子、为平安、为长寿,信仰是为“让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基督徒信主基督耶稣,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而是渴望重生得救(灵魂得到拯救),脱去罪性,成为一个像上帝那样完全的人。信佛、信玉皇大帝的人,是为这个吗?显然不是。所以,那些求神拜佛的人,本质上说,根本不是在信仰。因为信仰指向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
  由于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上面。包括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过程,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很难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们作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的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中国于是自己称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就算是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把中国整个都吞并了,最后也还是中国文化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用文化把他们同化了。他们成了我们,我们还是我们。输到最后,我们变成赢家。但鸦片战争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反思的起点和开头。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又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失败,还是受列强的欺辱,我们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缺这两样东西。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反思到文化领域里了)。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国内80年代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这就有了89年的四五运动,掀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一个思想高潮。这些年出国的大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在接受科学民主这种文化思潮中过来的。
  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自己生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啊,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没有神圣,没有上帝,我们的资源,就是自然的东西(上帝是超越性的)。“自然主义”就成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现代的商品生产的原则显然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又使人们之间的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这就是中国人凝聚性是差的原因。日本人可以团结得像蚂蚁一样,我们却总是窝里斗。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于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加拿大总理马丁肯定没这感觉。
  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的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的多么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去才算是利用上了。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追问,就是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内人们都争着当官,当处长,当局长,谁想“为人民服务”?是在求权利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拼命地千方百计当官,当了官就拼命地贪,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在地球这边一掷千金地挥霍。盖茨表示要把自己财产的95%捐出去,不全留给孩子,这是信仰的作用啊。基督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基督行了35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耶稣毫不动心。基督徒信仰耶稣有好处吗?有的,但这个好处是在彼岸,在天国,不是在这个尘世上。在尘世上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是什么?不是纯粹物质上的实用意义上的,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那个为了主坐了23年牢的以巴弗老人,他得到主的恩惠了没有?他得到了,他是多么蒙恩啊,在电视片《十字架》里,他充满感恩,脸上挂上幸福的笑容。刘小枫在《十字架》里说的好:“信仰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整个生命的感觉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受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得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才是信仰!而这种真正的信仰,在中国文化自身里是没有的。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缺乏的理解。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认识全能的上帝。并从发现上帝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上帝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上帝安放在人的灵魂里的。大陆官方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用了“勇气”来表达Spirit的意义。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我们也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可能永远想不到去搞太空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上帝,乃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在大陆,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满脑子发财念头的人,是不是也难以进神的国呢?要是人们普遍都是想当财主的人,是不是这个民族离神的国还比较远呢?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看不到上帝,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
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民主不是我们文化中本有的东西。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耶稣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里讲,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那清早去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来认识上帝。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 E=MC2。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到他们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准保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搞出来了,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研究怎么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不是为了实用,结果怎么样?很实用啊。今天的海外学子哪一位不是被飞机从地球那头运过来的?10个钟头就飞过来了,多实用啊。没有飞机,坐船漂洋过海得一个月,骑毛驴坐火车更不行,太平洋过不来。但这实用的飞机是我们追求实用追求不出来的。我们追求了半天了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七十年代我作知青插队的时候,种地用的是锄头铁铲,耕地还是赶条牛,跟汉朝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什么都有了,联合收割机也有了,这些东西也都很实用,但都不是我们这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发明出来的。我们实用了半天,什么实用的东西也没弄出来。没有信仰,没有高远的境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最终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前些年有的学者说,中国文化好,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为基督教讲的是以神为本,中国文化讲的是以人为本。
  其实,中国文化里的人,不是人。没有基督的精神,也没有人。孔子说“仁者爱人”,他所爱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等级制之下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规范之下的人。等级中的人还算人吗?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上街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算人吗?他不是城里人,他只能算下等人,是可以被任意收容、拘留的,甚至打死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等级文化,在这种等级文化中,人们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感。父子之间,君与臣之间,师生之间,百姓与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与“公民”所表达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传统社会里,皇帝是一姓,天下归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之外,是归属于他的民众,与皇帝的一姓相对照,是“百姓”,所以,百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等人的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报刊上仍然以“百姓”这个词来代称人民,从来不用“公民”这个词,这其实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的特点。
  中国人在社会上不平等,那么在家庭内怎么样呢?照样不平等。在家庭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之间,都没有平等可言。
  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仁者爱人”的“爱”,就是欺骗性的。中国这种所谓的“人本文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反而是失去了人,否定了人。结果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人”——“个人”。蚁民,草民,这些提法最为典型。死掉一个人跟死掉一个蚂蚁没什么差别。中国每年光煤矿事故,就死伤数以万计的矿工,你听见过为他们呼吁的声音没有?鲁迅所塑造的人物阿Q,被称为中国人的灵魂。在《阿Q正传》里,阿Q一听说革命风潮起来了,很兴奋,开始作自己翻身享福的白日梦,他躺在自己寄身的破庙里,想什么呢:“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你看,阿Q首先想到的是杀人,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不仅是恶霸老爷,还包括跟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小D。他接着想的是:“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自己是不动手的,叫小D来搬,搬得不快把嘴巴……”他接着想的是抢东西,并且欺压他人。阿Q这样一个流浪汉式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官,没掌过权,他怎么会“无师自通”地知道有了权就可以杀人、管人,支配人?并且想的那么凶狠?——阿Q是从文化中学到的,被历史上残酷的文化培育出来的。随便一想,就要杀人。你看,阿Q知道什么人的价值?他哪有一点人的价值感?文革中,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女孩,亲手打死了8个人。她觉得这很好,这很积极,是革命的表现。——真是“革命”啊!革掉一条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中国,等级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从大陆出来的人恐怕都有体会,你在领导面前有平等感吗?你可以跟他要平等、要平起平坐吗?——那是一个等级社会啊!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最后,他们不是被招安了吗?他们不是被动招安的,是主动投降的,求皇帝招安他们的。在野的梁山与朝廷,他们在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就算是把皇帝拉下马了,那也不过是要自己翻身上马去当皇帝,让其他人当自己的奴才,换一个朝代接着再来。汉朝和明朝不都是这样的吗?刘邦和朱元璋,都是草寇出身。项羽也说“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我可以替了他。文化没变,换个人而已。你看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世界的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王、什么样的主呢?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
  西方的民主思想,向上追溯,正是来源于基督教文化。这思想是耶稣带给世界来的。民主的基础是人的平等。人为什么是平等的?人为什么是能够平等的?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看来,在主内,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这是平等的基础。你站在海边看,海是无风三尺浪,一点都不平。要是你站在高山上看海呢,你会觉得海平如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高山,小小的三尺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要是站在太空上看,那地球特别圆,珠峰那个8800多公尺的尖都可以乎略不计了。人在上帝面前,还能分得出谁高谁低吗?上帝无限上帝永恒上帝全能全善,而人是那么有限,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共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才是平等的真正起源。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参照,仅仅是在人与人之间相比,才会有不平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民主的源头,上帝是科学的源头。如果深入地去寻找的话,将会发现,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上帝是艺术的源头,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是理性的源头,上帝是快乐的源头。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寻,如果能一直追寻到底的话,就会发现,在一切的终极之处,上帝在微笑。
  
等级性的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而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也缺少爱。我们没有博爱,没有耶稣那种伟大的震撼人心的爱。耶稣被面对那些呼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群,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你杀了我,我还爱你!《圣经?约翰一书》写道: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关于爱的诫命在《圣经》中最充分地记载于“登山宝训”中:“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仇敌祷告。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行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连恶棍也会这样做的。假如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就连异教徒也会这样做的。你们要完全,正象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马太福音》5 :38-48 )
  
等级社会培养不出爱来,只能培养人的势利之心。电视片《十字架》中,余杰说:”今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确实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国内这样的报道,一人落水,成百上千的人在岸上围观,没人去救。家属跪下祈求,有人却问给多少钱。汽车撞了人以后,把半死的受伤者扔到山沟里,任其死掉。这些事,别说爱了,连良心,连人性都没有。
  没有信仰就没有爱!不认识上帝,就不会懂什么是真正的爱。顶多,是有条件的爱。就像前面说过,
等级中的人不算人,那么,有条件的爱,也不算爱。人们似乎爱子女爱父母,因为父母生养了自己、孩子是自己生的。生育和生养,是爱的条件。每个人都爱妻子丈夫,因为那是自己的配偶。正因为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这爱,就难免靠不住。老婆老了丑了,就想打离婚换一个。大陆民谣说,“中年男人三大幸,升官、发财、死老婆”。男人升官发财之后,想换个年轻美貌的。这时,糟糠之妻突然死掉了,多好,免了离婚的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社会压力。这里,对妻子还爱吗?人都爱孩子,武则天为了皇权,把自己亲生的四个儿子杀了两个,逼疯一个,她的爱在哪里?反右和文革中,多少人离婚,多少家庭破裂?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多少亲人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互相陷害,造出了多少可怕的人间悲剧?谁敢担保,如果现在中国再出现文革式的运动,这些事不会重演?当条件决定爱的时候,条件的转变,就注定了爱的存亡。
  在中国古汉语中,“爱”的本意是指小气。(例如,《孟子》“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我以为这特别能反映中国文化中“爱”的本来面貌。这个爱字,就反映了一种私心,一种计较,一种盘算。所以,怎么上算,怎么来。在平时情况下,爱是有益处的,就爱。遇了风浪,一盘算,再爱下去就不上算了。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保下自己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于是,怎么样?不爱了。我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俗气冲天,特别实用主义,甚至有点不择手段。战国时,苏秦去秦国游说失败,穷困潦倒地回来,妻子嫂子都不答理,他一气之下,头悬梁,锥刺骨,苦学一番,到六国去游说,大胜,挂六国的相印回来,他嫂子跪着走到他面前。苏秦很坏,他恶心他嫂子:“何前踞而后恭”(原先为什么那么傲慢,现在为什么那么卑下)?他嫂子倒也实在,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因为你地位高又有钱啊)!这个故事,特能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爱”的本质:爱的是“条件”。
  电视片《十字架》中,大陆基督徒学者任不寐说:在布什总统演讲时提到911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这一点。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911事件的遇难者。任不寐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心中没有神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爱,没有这种博爱,这种超越条件的爱。我记得在纪念911一周年时,那时911遇难者已经统计出来并确认了身份,布什在纪念大会上,一个一个读出这些人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他绝不是给出个总数七千或八千就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他读的时候,充满了爱,这是来自信仰的爱,这是来自上帝的爱。我家住在多伦多,离去年凶杀案中那个死去的女孩的家不远,人们送去了半条街的鲜花,他们与这家人素不相识,他们表达的是他们的爱,无条件的爱。这种爱总让我热泪盈眶。我先生的妹妹,住在北京,她患了癌症,已经快十年了,她的丈夫,在2000年突然病逝。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她希望得到来自朋友的安慰。没想到,这个朋友很快挂掉了电话,再也不跟她做任何联系了。因为那个朋友觉得我先生的妹妹命不好,晦气,怕跟这样的人来往,折了自己的福份!你可以看到,这种狭隘的爱,是多么残酷!敢问爱在何方?而主耶稣基督的爱,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首先爱那个最悲惨的,那个最不可爱的。我们的文化中,实在需要基督耶稣的爱的精神!需要来自上帝的道让我们明白爱的真谛。
  在中国文化中,爱是虚的,恨则是实的。上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意味着,人没有权利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的审判。这样,申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的情况了。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申冤,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共戴天”等等说法,你杀了我的父亲,这是杀父之仇,不得不报,再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被杀,又是一笔杀父之仇,他儿子又不得不报,再来杀你。你的儿子又面临杀父之仇,还得接着杀,没完没了。
  上帝的儿子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我们民族的圣人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意: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用应该得到的惩罚来回报别人的恶行)。这就对比出了来自上帝的与来自人的是多么不相同。圣人也仍然是人,在基督面前,是多么有限啊。基督讲的是“宽恕”,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讲的是“直”。这个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就是公平的意思。什么是公平呢?中国人觉得一报还一报就是公平。杀人偿命嘛,值了。一个西方人临死,可能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可能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家的仇人”。这就是中国特色。报了这个仇,就算是拉平了,就公平了,也就“直”了。中国留美博士卢刚,因为对导师不满,在导师开学术会的时候,向在场的众学者开枪,当场打死了好几位美国天文学界学术权威,然后卢刚举枪自杀了。事后,那个被卢刚所杀的导师之妻,写信给卢刚的父母,表示宽恕,同时对他们遭遇这样的不幸事件也表示慰问。这显然区分出了信神的文化与不信神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我国内现在最流行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主题基本是:报仇。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经常表现这样的意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看,报仇简直成了做人的理由!
  在中国世俗性、功利性、等级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平等与爱,更没有自由。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中国文化里,也没有自由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是这样。自由,与我们无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没有充分的迁徒自由,没有充分的调动自由,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充分获得信息的自由,没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在古代,政治上的自由度虽然不具备,但没有户口卡着,似乎是有迁徒自由的,也有从业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并不在事实中存在。因为农民为土地所限,不可能离开自己生存的环境到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去发展。所以,那个说起来有的自由,其实人们并不拥有。你只有这一条生路,别的地方没路,你的自由何在?到了连这条生路也堵死的了时候,古代农民就只有揭竿而起:“造反”——这一条不是路的路。造反不是一种正常的活法,没人活得好好的会以此为业。所以,本质上是没有选择,也没有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前提,是选择的可能性、选择的客观条件存在多少。那个能够选择的条件,决定自由的程度、自主的程度。“或上吊,或服毒,你选吧”,这种条件下,你自由吗?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电影《红高梁》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妹妹真的就拥有极大的自由了,九千九百九啊,差不多有一万个条件妹妹可以自由地去选。我觉得可以唱成“妹妹你随便地往前走”了!
  我们的没有充足选择条件的文化里,人们没有事实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无自由状态长期存在,使人们的不自由成为常态,人们的奴隶状态成为常态,就像鲁迅说的,我们只有两种情况: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候。长此以往,奴性就训练有素,人们失去了渴望自由的意志,失去了自由的愿望,于是不再追求自由。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倒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墨子不承认君王的绝对权威,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国君管着,没这个天子国君,那还叫什么世道!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楚怀王而死,楚怀王就昏得一塌糊涂。岳飞为宋高宗而死,高宗也昏愦邪恶。明朝方孝儒为建文皇帝而死。永乐大帝满有才干,但他的皇位是篡建文皇帝之权得来的。他为了给自己找合法性,让当世大儒方孝儒为他写《劝进书》。方孝儒誓死坚持正统的皇位继承观念,不承认永乐大帝的身份。永乐大帝不乐了,说,你不写,我灭你九族。方孝儒说,灭十族也不写。结果,就被灭了十族,那第十族哪来的,把他的学生拉来当第十族杀了。方孝儒为什么而英勇献身?为自由吗?不是,为了一个昏君,因为建文皇帝有点傻笨,能不昏吗?我看方孝儒比昏君还昏。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什么选择,或者入仕,或隐居。入仕的路也只有一条:科举,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仕途充满风险,弄不好被贬官,被杀头,甚至诛连全家。若当隐士,一辈子默默于乡野,永远不能展开自己,不能发展自己,也很痛苦。左右不逢源,没有出路。这种选择条件非常单一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人的活法很单一。古诗里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夜半赶科场”,这边当官当怕了,辞了官逃回老家;那边有人正从老家出来,赶着去考进士当官呢。来来回回,其实是走在一条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别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单一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有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使用这一自由,我们仍然死守着那唯一的一条活路。中国人在海外,就是挣钱,买大房子,买车,过日子,跟在中国差不多,无非是房子好点,有了车而已。海外有政治自由,海外华人的政治热情如何,立志从政的人的比例如何?全加拿大没有一个省议员是华人。多伦多华人的政治要求,得请一个意大利的议员协助,我们给人家拉选票。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明显有差距。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封建文化把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扼杀了,我们都没这个功能了。
  没有自由,何来幸福,何来幸福感?卓别林的《淘金记》里,圣诞之夜,那个流浪汉做好了晚餐,在小木屋里等女朋友时,充满动人的想像,他拿两个叉子叉着面包,摹仿芭蕾舞《天鹅湖》,非常动人。在苦难中,也有灿烂美好的幸福也有的诗意的光辉。而我们的春节晚会上,你看不到这种真的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甚至连幽默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讽刺、滑稽、搞笑,以及煽情。没有上帝,我们的文化品味也上不去。我们不可能在精神上获得自由。我们不可能脱离捆绑,不仅是罪的捆绑,还有精神的捆绑,还有我们生存方式的捆绑。真理才能叫人得自由,上帝才能叫人得自由。见不到上帝,与自由必然无缘。
  自由,来自于上帝,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所谓天赋人权,天,就是上帝。人,生而自由。这自由就体现在能够尽可能充分自由地选择自己所渴望的生活。选择决定自由。那么,上帝给了我们多少选择条件呢?《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你看看,何等自由!比妹妹的“九千九百九”要大多了。上帝让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丰富多彩地生活在世上。
  《圣经》的金句:“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看上帝多么关心世人,给了你自由不说,还细心地叮嘱人们:你可以任意去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对你合适,都对你好。你选择的时候可要考虑周到呀。上帝关照我们选择要慎重。在这两句话中,前一句,上帝讲了人的自由性;第二句,上帝告诉人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就意味着负责任。你觉得当总统好,你可以选择干这个,有权威,很风光,但,当总统不一定合适你,选这个路,可能一事无成还耽误时间。当歌星好,大红大紫,有追星族捧着。但不是会唱歌就一定能成为歌星,你可以选择,但不一定能成功。当你当不成总统当不成明星的时候,你不能报怨上帝不给你成全。你要自己负责——这就是你的自由。上帝就是这样充满善意地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领受上帝的美意,顺从上帝的真道,每个人就都能有喜乐的生活。
  近代的历史证明,各种主义并不能救中国。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傍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了,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个疯狂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是人心空虚无聊、黑暗邪恶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能看到远离上帝的恶果。
  认识上帝,这是个人的希望与福分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福分所在。我为我们的民族祈福。
  
  严行 完成于2004年2月14日(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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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柯

行走废都,不自由教书匠一枚,喜读书,不求甚解;好旅游,行走有限;偶及写作,笔力不迨。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过作品,个人的教育随笔集《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入选《新京报》2015年儿童教育类“十大好书”,主编各类读物40多种。关注文化、历史、思想、宗教、教育、社会现象等。 QQ:1186226645 分享美好,多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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