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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故人来——记异

2017-01-12 10:24:4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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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三十年,接触很多舞文弄墨的人。谈到记异,无非异事、异人与异说。扪心自问,我之经历,异事似乎没有,异人我也不是,异说倒是有一段,那就是我一直研究的“数术”。

在现当代学科中,数术并不存在。我记得有两位专家曾为我的研究定位,一位是王充闾先生,他在为拙著《数与数术札记》作序时,称我的研究为“自然哲学”。再一位是郭书春先生,他主编《中国数学通典》,曾建议我写一本《中国数术史》,有称其为“前数学”的意思。最近,加盟商务印书馆的贺圣遂先生,又发此动议,劝我放下其他写作,专攻一段数术史。我觉得,贺先生的建议,还是按照现代学科划分和规范古代文化,非我研究此问题的初衷。

简言之,我研究这劳什子,最初出于三个原因:首先是对数术的无师自通,别人都觉得生涩、冷僻、荒诞,我却始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其次是我思考问题时喜欢独处,懒于交流,而近百年科学主义风行,数术久已落入糟粕的范畴,因此其研究领域几乎是无人区。二十几年前,我偶然发现“此处甚好”,也顾不得功名利禄、世俗行情的诱惑,早早落草其中,不肯再出来。其三是在数术领域中,可以立项研究的事情俯拾皆是,面对一个小问题,一点突破即天地无限,所考验者,不是你的眼光,而是你的天赋、精力和毅力。我平生,最喜欢厚积薄发式的学术生活,静默,静默,终于有一天爆发,那种快感,那种知其必然到来又不知其何时到来的心理感受,甚至超越生存本身的意义。编书是这样,读书也是这样。

最近,我的追求被傅杰先生肯定,他评价道:“正史以《五行志》最难董理,往往其言貌似荒诞不经,而深入开掘,又多蕴涵为人难察的历史隐秘,亟待有心人来重新审视。但这个工作又颇有难度,需要从事者既具备自然科学的素养,又具备人文历史的眼光,才有可能沙里淘金,获知真相,既还原古代的历史,又为现实提供启示。”后面略去傅先生对我研究工作的赞扬。

接着,我的“异说”又被江晓原先生看破,他在为我的新著《五行占》作序时,大体阐明三个观点:其一,霍金的“金鱼物理学”,也就是将人类想象成鱼缸中的金鱼,他们看到所谓真实的“客观世界”,可能只是隔着鱼缸看到变形的世界。其二,《五行志》就相当于古人看世界的一个“鱼缸”,我们视其为糟粕,无视其存在。其实今人批判古人,可能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可能古人透过“鱼缸”看到的世界,在某些方面较今人所见更为真实。其三,江先生总结说:“晓群兄长期思考有关‘糟粕’问题,最终意识到‘历史在糟粕处断裂’,鄙意以为实属高论。我们已经长期习惯这样的思维定式,一旦某种事物被认定为糟粕,就极少有人再去关注它,许多人还避之唯恐不及。历代《五行志》中的史料就是如此。”

呵呵,能让江、傅二位高人关注,我内心中已经很得意。但沈昌文先生对此学问始终不以为然,他曾叹息说:“你们这些五〇后啊,都神神叨叨的。”他说“看不懂”我的文章倒也没什么,这是沈公韬光隐晦、混迹江湖的一贯手法;但他批评我这号称数术专家的徒弟,怎么总是算不好自己的前程呢?他时常调侃我说:“晓群兄修炼‘腾挪之术’可有大成?”二〇〇五年,他为拙著《数与数术札记》作序,其中写道:“中国的出版,至今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俞晓群以及其他一批有志文化的理想型出版家,一再‘腾挪’自己的理趣,是至今出版文化疲弱的重要原因。”我想,这才是沈公讽刺我的本义。

好了,下面说一说我多年从事出版,遇到的两位异人。

孙立哲。他是五〇后,身世沉浮,最富传奇色彩。我几十年阅人无数,无论天才,所遇最聪明的人,一定是孙先生。以三段故事为证:一是他少年时围棋下得好,有“震海淀”之称。他时常骑着自行车赶场下棋,后面跟着一群追随者。他对我说,聂卫平棋术很高明,但气度不行,小时候他曾经跟聂卫平下棋,聂让他几个子,没成想却输了,聂卫平当时就急眼了。二是他知青时是赤脚医生,为农民治病、做手术,完全是无师自通,被当地老百姓奉为神医。后来他到美国深造,获得医学博士后。那些年他罹患疾病,需要开刀,在半身麻醉的情况下,孙先生竟然把手术的屏幕对着自己,指挥医生如何下刀。三是在孙先生的思想中,没有专业的概念,需要什么知识,他就学习什么、研究什么。查建英在著作《八十年代》中,有《赤脚资本家孙立哲》一文,其中写道:“孙立哲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大学里同时报名兼修了多个学位课程——分别涉及商务、法律、金融、制药。当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二〇〇五年六月我去美国见孙先生,他又在哈佛大学读高级管理班。他对我讲,班内同学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公司,第一年读高等数学,他不太灵光,有两个印度同学太厉害。

孙立哲被誉为“中国国际版权贸易的开门人”,我在辽教社做的许多名牌书,像《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国际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等,都是他联系的版权。二〇〇九年我来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诸如融资等许多事情,也有孙先生的帮助。

郝明义。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出版大佬,几十年出版界聚会,你都会看到一位坐着轮椅的人,面容方正,气度不凡,那他一定是郝明义先生。郝先生与我同岁,三十几年做出版,历任台湾时报出版、台湾商务、大块文化总经理。他率先在台湾引进或推送许多知名作家,有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村上春树、蔡志忠、朱德庸和米等,成功出版他们的作品;还有一些让我们至今记忆的畅销书《脑筋急转弯》《相约星期二》和《情商》等。郝先生的思想极为卓越且超前,他二十几年前预言,人类的二十世纪是科技世纪,二十一世纪迟早会进入人文世纪。而“出版是人文最初也是最后的保存,出版是人文最根本也是最尖端的推展。”这话说得多好。另外郝先生精通佛学,著有《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和《那一百零八天》。而我更钦佩他对《周易》的解读。记得本世纪初,我的工作遇到一些波折,郝先生以《易经》理论为我解说生活的道理,诸如六十四卦之“节”卦云云,他那一番精当描述,让我终生难忘。

更为奇异的是,郝先生自幼身患小儿麻痹症,但他的工作精力、质量、能力,大大超过常人,此事有他的著作《工作DNA》为证。多年来他睡眠很少,午夜时分还会打来电话讨论书稿。很多年前,有朋友对我说,郝先生腿脚不便,有时把稿件铺满办公室的地面,电话也放在地上,他一着急,会在地上滚来滚去,四处批阅。你想,一位跨国公司的老总,他的顽强,他的执着,每每想起这段故事,我都会眼睛湿润,还会奋然而起,努力工作,不敢偷闲。(辽宁日报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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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

知名出版人,海豚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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