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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所谓“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

2017-01-12 14:58:40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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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所谓“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

(原创:应学俊)      

近几年,宋鲁郑先生格外“蹿红”。演讲视频、文章书籍铺天盖地,强势官媒推波助澜,“四月网”等网站更是不遗余力隆重推送。而宋氏说来道去,就是力挺“中国模式”、“制度优势”、“民主不适合中国”等等,而对如何革除弊端,推动改革纵深发展,以使国家进步获得可持续动力,则是绝口不提。

在宋鲁郑演讲或某些文章开头,劈头第一招,就是他常挂在嘴边说烂了的话:“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接下来便是“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和传统基因的。这种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来说,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强调的是和谐,君子不争。”再接下来,层层剥笋,就剥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简言之,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

宋鲁郑:“文化是制度之母”

——笔者读此深感,宋氏无异在说:还有什么改革的?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冥冥之中它为13亿中国人决定了现在的一切,而且还“决定着未来”,你们就好好珍惜享用吧。而“中国模式”中的制度模式是优秀的,几近匹敌世界,将为世界提供国家发展的模式和经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宋鲁郑甚至不惜用传说中的中国五千年前上古时期似乎发生过的所谓“禅让”来比喻当下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方法,以说明“制度是文化之母”——在他来说自然属“溢美”而非批判,大约宋氏认为这是他发掘出来的“中华文化”宝贝——然而笔者却深感诧异,因为这简直无异于抹黑执政党——执政党一再宣示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种“禅让”属于“先进文化”?“禅让”者,“让位”也,那现在所谓选举就全是假模假式的?这让那些认真参加“投下神圣一票”的代表们情何以堪?执政党同意此说吗?而更要命的是,专家撰文明确指出历史上的“禅让”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呜呼!先不论对错,宋鲁郑的宏大命题却用一个若有若无的“传说”作为论据?这更无法不让人齿冷了。

纵观宋氏上述言论,宣扬“文化是制度之母”其用意是显然的。而本文,就来说叨说叨这个劳什子“西谚所云”和宋氏的阐释。

宋氏鼓吹的“文化是制度之母”,其实就是一直存在争议而颇为尴尬的“文化决定论”翻版之一。试想,用一个并无定论存在争议的命题作为自己兜底论点的兜底佐证,原本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何况还是出处不详的“西谚所云”或上古历史“传说”。

需要说明的是,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一次讲话中也说过“文化是制度之母”这样的话,但只要看过温总理这次讲话全文的朋友都知道,温总理是在强调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强调诚信和讲真话的重要性时引述了一下而已,与宋鲁郑所言的中心及阐释毫不沾边,可以说是两码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读。而本文所论,是侧重对宋鲁郑引用这句话时所做的阐释和所持的基本观点

一、“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从哪里来的?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成文定义多达150多条。宋鲁郑并未界定他所用文化的概念内涵。所以笔者不得不姑且界定一下本文所用的“文化”:所谓“文化”,一般是指一定地域一个或几个共同生活的民族数百上千年积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文学艺术、风俗礼仪习惯、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历史、制度法律、科学技术等;一般认为“文化”属于精神范畴的“软件”。广义的泛文化界定就不赘述了。——但宋氏的“西谚所云”似乎是把“制度”从“文化”中扒拉出去的,故本文也只得沿用。

不可否认,文化的确有一定传承性,也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民族以致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这并无争议。

但我们不可忘记,“文化”除了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属性,那就是创造的、动态的发展变化性“文化”不是从天而降的神物,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图腾,说到底,文化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形成的,离开人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就没有所谓“文化”的存在;有怎样的社会实践,就会产生怎样的文化;而产生出的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实践;但实践必然会发展、变化,“文化”又被改造并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变化发展着——如此而已。文化与社会大众的实践这种辩证关系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正如宋鲁郑曾说“中华民族强调灵活变通,但缺乏规则意识”——此说没错,但这难道不正恰恰是中国数千年不施法治而封建人治泛滥的制度性结果吗?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推进依法治国,“规则意识”难道不正在社会大众中逐步强化和形成?如果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停“依法治国”继续实施“人治”以“吻合”我们的所谓“缺乏规则意识”的“文化”呢?

宋鲁郑的谬误,正在于固化和神化了文化,只强调“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传承性以及对社会实践(宋氏所指主要为政治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却无视人们的社会实践对“文化”形态改变的反作用性,从而就固化和神化了文化,否定了社会实践变革和创新的可能,无视或否认人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能动性。宋鲁正在法国还说过:“制度演变要和这个文化传统吻合”。在宋鲁郑那里,最灵动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大众——人,成了被“文化”之神功任意摆布命运、任意拿捏的木偶——所作所为要“吻合”亘古不变的“文化”,这岂不笑话?正如世界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皮亚杰就认为:把人创造、积累文明成就的历史过程置于抽象化的地位,人失去对自身实践的主导和控制作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之产品(文化)的傀儡和附庸"文化决定论"的这种逻辑后承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所以笔者认为,宋氏“西谚所云”应当休息去。如果宋氏不承认这一点,就请说说如何用“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定律以及他的解读来解释下面的历史事实——

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文化”必然也在不断变化、进步之中

宋氏既然振振有词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那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何不像历史传统上农民起义那样直接称帝来个“打天下坐江山”的戏码重演?为何却逆传统文化而动、废帝制,剪长辫、弃马褂、兴宪政?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成功,民主宪政也未成功,但帝制确已不复存在,人们头上梳了几百年的辫子没了,长衫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西服,草民见官也不用匍匐在地了——文化产生了质变。请问,这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人和制度在改变文化?我们的“文化”之母如何导致国人把几千年来“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的皇权文化也抛弃了呢?如果某些人说辛亥革命是“西方民主”惹出来的,不是中华文化的原产出,那么请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中华文化咋就收不住草民忠于皇权的心,也保不住皇帝的龙椅?其二,辛亥革命是否应该彻底否定?是否大家都不该“争”而使故宫里的皇权“千秋万代”?

再请问:香港、台湾与大陆同属中华文化大系,至今共同之处颇多。那么,是什么决定了香港回归前后以及台湾与当今大陆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呢?是“文化之母”孕育出来的吗?难道不首先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套制度,并多年积淀、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当今特有的香港“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同属中华文化的台湾,且经历了蒋介石一党专政几十年统治,强调大一统的“中华文化之母”怎么却孕育出台湾抛弃一党专政而和平地民主转型宋氏所言“文化之母”对制度的规定性之“神功”咋在港台不灵验了?宋氏“文化是制度之母”岂不可以休矣?

按宋鲁郑的说法——“中国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强调和谐,君子不争”——诚然,忠君文化、皇权文化、大一统中央集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方面,正如电视剧《天道》台词中所说:“我们的文化就是皇恩浩荡的文化”;可为何这样的“文化”之母硬是孕育出一次又一次陈胜吴广式的针对皇权的造反起义?三国、魏晋等朝代难道不都充斥着“政治核心”之间的“博弈、竞争”?即便在大一统盛世的宫廷里,这样的政治“博弈”和“竞争”何尝不是数千年来从未间断且惨烈异常?而到了几千年后的当代当朝,执政党空前集中统一,可毛泽东为何还是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为何党内总是出现毛称之为与“反党集团”的斗争而被毛不止一次狠狠惩处之?这是“不争”吗?再说5年前,主政重庆的薄熙来、王立军等为何“争”得一塌糊涂使国内外瞠目结舌?而就在数天前,攀枝花市某局长竟然在会场上公然枪击市长、市委书记……屡屡发生的凡此种种,咋就不像宋鲁郑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之“君子不争”呢?这是不是谎言?

综上所述,挂一漏万——但已经足以证明,从古至今,“中国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这只是坐在龙庭上皇帝的一厢情愿,事实恰恰是数千年来从宫廷内部到民间,直至清末那样的变法维新和“老佛爷”这个“政治核心”的“博弈、竞争”从未间断过。在当朝当代,毛一直倡导党的团结,可“××次路线斗争”恰恰贯穿党史。宋鲁郑口中所谓“和而不争”的“中华文化”咋就孕育出这样一部“斗争、博弈”的古代和当代政治史?

其实,矛盾的普遍性规律,揭示了“争”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即所谓“有矛盾就有斗争”,各国各历史时期皆然——似乎饱学的宋鲁郑应当读过有关哲学和毛的《矛盾论》吧。史书也罢,演绎的宫廷大戏也罢,当代现实也罢,这样的“博弈”和“政治竞争”说得完演得尽吗?宋鲁郑所描绘的中国“文化”是真实的存在还是“混杂着部分事实的谎言”,抑或理想虚幻乌托邦?

三、“和而不争”——就不会有中共领导和创立的新中国

宋氏之论“中国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强调和谐,君子不争”。可历史恰恰并非如此。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是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政府。按宋鲁郑的阐释,“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如果出现两个中心,就成了‘患’”——那么请问,中共革命难道不正是使当时的中国显然出现了两个分庭抗礼的“政治核心”?一个在瑞金或延安,一个在南京或重庆?为何国共硬是“争”了28年,争得一塌糊涂直至尸山血海?请问,中共该不该和国民党“竞争、博弈”呢?倘若不争,那么哪一个“政治核心”该让位下台?谁又能说了算?中共这个“政治核心”倘若不与国民党这个“政治核心”争,新中国又从何而来?宋氏说“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这究竟是某种期盼、愿望还是事实呢?如果把一种期盼、愿望说成中华文化的真实历史存在而到处游说,这算什么?

说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文化是制度之母”吗?为何我们的“文化”一直恰恰被制度和领袖常常打翻在地而不断改造着呢?直至大革文之命的“文化大革命”、砸烂“旧文化”的红卫兵运动、批判“孔孟之道”等等,这些是中华“文化之母”使然还是制度使然?发动文革的人去世了,文革终结,包括文学艺术和所谓国学、服饰文化等等,一切又颠倒过来了。这是人和制度在改变文化,还是“文化是制度之母”呢?还用笔者赘述答案吗?

宋氏“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是不是该去休息?

四、结语

笔者重申:笔者并不否认“文化”对一个民族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我们的确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中国文化必须做一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即便宋鲁郑本人也承认各国文化中都会有负面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一味人为强调文化对民族、对制度变革的制约性还应发挥社会实践对文化创造和改变的能动性——即引领“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从而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这才是正道

即便习近平总书记说到的“文化自信”,在他的举例中,也从未见到任何中华文化负面的、落后的糟粕,更未见如宋鲁郑所举的那些例子和他对“文化是制度之母”那样不着调的阐述——相反,在实践中,执政党正海纳百川,学习借鉴有助于中国进步的制度文化,这无疑是明智的——比如,习近平常说的“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这就完全不是中华文化里的原产,而是源自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一次演讲(见文末参考资料,可点击查看);即便目前大陆的检察院、法院制度乃至法官的法袍、法庭布置的格局、“无罪推定”相关法条的建立和推行等等,也都在中华文化中难觅踪影;相对“独立审判”制度改革即便微小推进,也与中华传统文化无关,恰与所谓“西方民主”挪近。中华文化正在实践中融合、发展,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文化”自然不可能例外

因此,宋鲁郑过度宣扬所谓“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这一既无定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和规律的“文化决定论”,起码客观上只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消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观念,消解国家改革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虽然笔者不认同“文化是制度之母”,但笔者并不讳言“文化”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制度选择时会有重要作用,因为价值观(亦即价值取向)是“文化”内涵的要素之一。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真实发生——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众真实拥有了对制度的选择权——但可惜的是,在宋鲁郑用以论证“文化是制度之母”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里,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并不是百姓大多数人真实的价值选择,而是打天下者或篡位者坐龙庭以后,一面凭暴力专制,一面虚构“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的所谓“文化”意识欺骗和强加给百姓的,百姓大众无奈被迫默认而已。所以,那些制度并不是“文化”孕育出来的,而恰恰是强制的制度运行衍生出那样的制度文化——负面与正面并存的文化;而历史的发展又恰恰证明,“文化”并非是不可变化和发展的神秘图腾,人们为追求幸福、平等、自由而努力奋斗的社会实践必然和已经促使文化同时发生着扬弃和升华。如此,社会才有了发展和进步。

所以,宋氏“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该去休息了,除非他重新对此作出符合真实历史、符合逻辑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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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小布什: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成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腾讯网/摘自《美国民生实录》,【美】姚鸿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7月)。小布什说: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天才的作品,而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说话。……

【新华网报道】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

③  所引宋鲁郑言论,文中大多有链接,互联网上文本、视频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列出。    

④  宋鲁郑在他相关文章和演讲中(如《宋鲁郑:政改——中国没有榜样》),不止一次提到所谓“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以此作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即“文化决定论”的佐证。但这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埃德蒙·伯克是何人?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固然看不到宋鲁郑标注所引埃德蒙·伯克此言出处,但我们却能了解埃德蒙·伯克其人和他大致的思想体系。靠断章取义摘取一句话做为佐证的做法,那是文革中常用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大致了解一下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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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 应学俊:评宋鲁郑的价值观——“国家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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