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转轨时期，有主张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人士，也有一些呼吁倒退的人士。倒退有两种，一种是否定改革开放，呼吁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人明显不受当权者的欢迎，因为这种倒退是要在中国取缔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很不符合权贵资本主义的要求；当然也不受历史潮流的欢迎，所以处于绝对的劣势。一种是维护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倒退，一方面在经济上维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一方面坚持封建主义的中国特色；而这种倒退，就很受中国一些大陆当权者的青睐；因此，这种倒退越来越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其鼓吹者不仅有官员，还有学者；这些学者，甚至被官方授予各种荣衔。

日前，笔者在《宣扬儒教，能振兴中国吗？》博文中，指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何亚非的“儒家思想同人权标准同等重要”论，将儒家思想摆在与人权标准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出中国部分官员试图以儒教治理国家、振兴中华的思维；而且，“儒家思想同人权标准同等重要”论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方朝晖先生秉持“我们一定要抛弃‘要么民主、要么专制’这样一种二分式思维，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弘扬“尊王”、“忠君”、和“三纲五常”封建治国理念一脉相承；就很能够说明中国一些大陆当权者和学者进行“官学勾结”，欲将中国彻底拉回封建专制的趋势。

很严重的是，象方先生这样的学者不仅大有人在，而且分布到各个领域了。笔者惊异地发现，居然还有以研究神学为职业的学者，也同方先生一样，从神学的角度鼓吹中国重返封建专制社会。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教师田童心就是其中的一位。 1967 年生于山东峄城、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于山东神学院讲授基督教哲学、编辑《宗教》季刊的田先生，据说多年来致力于“重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的工作、确立“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可是在其《儒家神学新议》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理念”；将基督教和儒教两种几乎水火不容的“教”糅合起来，并因此“作为当代思想家入选《世界杰出华人大辞典》，其作入选《中国当代思想经典”。由此看来，只要是能够维护某些当权者推行权贵资本主义，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都能在大陆威风一时。

田童心“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一文，据说是“从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并通过国内某著名管理杂志以10万份发行量发表到党政企管理上层读者手中。但在他的“创造性”里，就是回归孔孟规劝封建统治者的“民本”而已。

其观点是，民本理念是政治普适价值而西式普选直选特征的民主政治只是实现民本理念的途径之一；民本的真正实现无论通过何种手段都至少需有民众自由意志的动态评判；目前中国政治属于民本政治，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民本贤能政治的运作教训又促使今天必须走出新路；直接民主作为政治要素之一有不可离弃的价值，而上升为政治体系却存在巨大弊端；而中国已形成的一套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因此只需微小的调整即可臻于完善的政治改革。

众所周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治理国家的信条之一；孟子甚至将它提高到封建君主、封建制度之上的地位，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整个封建时代，它确实是先进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适价值。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成长后，它已经完全落后于世界的主导价值。民本最大的反动性在于，它仅仅是强调民这个群体，而无视人的个体的权力和利益。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就是人权不断建立的过程。而没有人权的国度里，所谓的“民本”仅仅是统治者更好地维持统治、攫取民脂民膏的政治招数而已，和现代化的普适价值根本冲突，也根本不可能走出什么“新路”。通过业已被时代潮流扬弃的“民本理念”，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回头路；甚至比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还要罪恶。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套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过去和现行的政治制度，都是从苏联全般抄袭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仅仅在个别地方进行合乎中国人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小修小补，整个筐架和实质，从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在苏联已经自我覆亡、苏联模式被证明完全失败的事实面前，那种“只需微小的调整即可臻于完善的政治改革”，简直就是梦呓。

神学研究者田童心先生尽管神神叨叨地鼓吹“民本贤能政治”，但也点出这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思路”的要害；因为“发现这个思路跨越漫长历史与先秦儒家典籍《尚书》在逻辑可能性上所蕴涵着的君权、民权二元神圣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迎头相遇”，遭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里，他似乎将君权、民权的“二元神圣”套在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了。这也不失为一种好思路，因为在封建时代，尽管有“民本”，但君权从来就是高居领导地位的，主宰了一切。

为了担心人们不明白，田童心先生说得更露骨。“相对于最近50多年来的政治模式，‘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最大的变革是把中国儒学经典里君权民权二元神圣二元分辨的政治理念予以落实，即执政党党员和政府官员从各级人大的撤出、人大定期对政府的动态评判以及党政分开”。这就相当于告诉人们，中国过去的50年，其实就是“君权民权二元神圣”的封建时代！而他希望的“从逻辑上、法理上和制度上理顺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的改革，无非还是模仿西方民主政治的改革，“相对于西方民主模式‘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这种党举民选民评的政治模式是举贤、行政、评判的三权分立，即党、政、民的三权分立，但是实质是执政权和评判权的二权分立，是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而已。尽管他絮絮叨叨地说什么“这种政治模式既不是类似英国和日本君王无实权的君主立宪制的‘党委立宪制’，也不同于实质上民举民选民罢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这应当是既实现对传统民本政治的实质性变革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动荡的制度设计，是具有中国自己文化渊源和信仰根据的制度设计，是更新了的儒家‘内圣’信仰所理应开出的‘外王’实践路径”；但他不论怎么绕弯子，说到要政治改革，最终还是饶不过西方民主的分权制衡的实质。

神学研究者田童心先生用了一大套东西方古代哲人的语录和观点，什么柏拉图“哲人为王”的理想国，孟子的“唯仁者宜在高位”，目的就是为了“相对稳定性”。但就是不能说明“贤能团（执政党）的智能性的统一领导和民众的心情舒畅的自由发展”如何才能并行不悖，“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所体现的民意代表的金字塔结构在社会稳定性和给基层当地百姓带来的政策实惠程度，又凭什么优于直选最高首脑的民意。所以，“稳定”，就成为了这些学者鼓吹回归封建专制的唯一理由。

田童心先生也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却不能说明“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究竟如何是比民主更加优越的制度。

起码，田童心先生不能面对什么是民主。也许，他可以用“中国式民主”来搪塞。但是，无论怎么搪塞，民主的概念起源于西方，世界上有关于民主基本内容和特征的共识，容不得巧言令色的狡辩。脱离了这些民主基本内容和特征，不管是什么式，都不能冠以“民主”，而只能是极权、专制。

和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先生推崇“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一样，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教师先生鼓吹“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但他们都是将当代中国定位于仍处于封建时代的延续期间。就是在这种定位下，他们的“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民本贤能政治”才有言说的基础，也才有必要。而且，他们这种鼓吹，更符合某些当权者的现实需求。

在古代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管束控制通常并不十分严密。除了纳税服役之外，人民确有相当的活动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人享有我们所说的公民自由权利。在古代中国，臣民的活动范围是没有明确界定的。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实际上，帝王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控制一切。说没必要，是因为帝王们关心的既然只是自己统治的巩固与延续，在保证此前提下，自然用不着再管许多；毕竟古代帝王们都没有一套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很少考虑无微不至地操纵人民、指挥人民。说没可能，是指帝王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难免要受很多障碍，尤其是技术上的障碍；只有20世纪的极权主义者才可能对人民控制得那么严密；这是托庇于现代科学技术之福。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权之下的人民，会由于习惯于被动的服从而失去主动的行动；他们既然不允许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因此就变得只知道经营自己狭隘的个人生活。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民本贤能政治”的论调，对人民才更具有鸦片烟的麻醉效用。

说到底，“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民本贤能政治”在中国古代是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而在现代，则成为维护寡头政治的统治。他们所谓的“贤能政治”，充其量只是一种“开明专制”而已。正如有海外学者指出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国家搞成专制，这是一回事；在一个国家搞好专制，这是另一回事。所谓搞成专制，是指建立起一个大权独揽、领导一切、不受任何批评监督的权力；所谓搞好专制，则是指这个权力能较为有效地动用它所掌握的力量达到强国强兵的目的。通常人们都说，专制政府能获得很高的效率，但这种笼统的说法显然经不推敲，因为在历史上有太多的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这种政府的唯一有效率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压制内部的一切反抗，而它在各方面都愚蠢低能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搞好专制，就必须要有一支庞大的、精明强干的、富于朝气的或曰野心勃勃的、团结的而不是喜好内讧的、廉洁的而不是腐化的、认真严格的而不是世故油滑的，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技能而不是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自夸的、追求事业的而不是追求享乐的专家型官僚队伍，否则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所以，田童心先生在新的“二元神圣”的“民本贤能政治”（“开明专制”）上，提出了“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坚持并有效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把共产党转化为既具有智慧能力又具有博爱道德的精英贤能团，技术地而非体系地吸纳民主要素和民主手段进入传统民本政治体系，从逻辑上、法理上和制度上理顺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类拓坦途”。

但梁启超批评得好：“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应如是，无术使之必如是”。我们知道，一直有不少人偏爱“开明专制”，但他们应该懂得，人世间并不存在着一种叫做“开明专制”的政体或制度。“开明专制”的核心就是专制，追求“开明专制”的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得到一个十足道地的专制，却无法让它如何开明。尤其是，当绝对权力一旦确立，人们便失去了任何用和平的、正常的手段对它加以改变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假如专制者并不开明，或由原先的开明而变得越来越不开明，人们将一筹莫展；连悔过纠正的机会都没有，除非整个社会遭到几乎毁灭性的破坏，比如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所以，“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民本贤能政治”等主张，无非是要全体国民孤注一掷而已。

不过，中国的政治领袖不一定都欣赏他们的主张。比如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这就是对他们的回答。首先，若回归“尊王”、“忠君”、和“三纲五常”治国理念的“儒家式的贤能政治”，就绝对不会有公平正义，更不可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次，是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民本贤能政治”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说明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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