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治国经验，其中最为完善的就是从春秋时期确立的“郡县制”，郡县制很好地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并对中央负责，代表中央对地方进行管理。秦统一全国后，郡县制在全国全面推行，从而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模式，这一模式不仅能对全国形成有效管理，而且在凝聚民心、维护统一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有历史学者认为，郡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但我们不能否认，现行的国家管理，仍然在延用这一使用了几千年的模式，我们之所以一直延用这一模式，就是因为郡县制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且通过几千年的积累，通过对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架构，就像我们盖房子，虽然装潢材料有所不同，但基本的骨架是一样的。

郡县制或许更适合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但其存在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历朝历代，都极力通过郡县管理削弱地方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国家利用郡县官员操纵地方经济，利用各种税赋聚敛财富，使国民财富向中央流动，最终集中到国库，出现国富民穷的结果。

财富向中央集中，有一大好处就是，地方永远不能坐大，有力地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但也造成中国几千年来地方财力不足，无法进行最基本的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使国家陷入地方贫困——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这样的怪圈。

元、明以来，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商之风日盛，商业活动对郡县制度造成了挑战，由于商人的流动性，使得地方对商人的财富无法有效控制，这才为中国百姓打开了一条聚积个人财富的门径，一些成功商人开始在地方营造自己的豪宅，广置私产。由于商业逐渐繁荣，也为藏富于民创造了可能，所以，明清以来，各地商帮林立，中国几千年的纯农业生产模式被打破，更多的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不再完全受户籍制度的约束，人们开始向城市聚集，城市化进程加快。事实证明，商业化部分地抵消了郡县制对国民财富的搜刮，也使得中央集权制度更加稳定，所以，明、清两朝，都保持了近三百年的长久统治，而且最终改朝换代的方式也跳出了农民起义的窠臼，明亡是由于满清入关；清亡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

我们现在仍然延用郡县制这种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就会继承这一模式的封建性质，也就是国家向地方委派官员而不是完全由地方选举产生；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一模式造成的国民财富向中央流动的特性，如不加以抵消，就会最终造成国富民穷的结局。所以，推行市场经济，运用商业化来纠正其弊端，最大限度地藏富于民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传统郡县制度弱化民生的顽强劣根性，一个以官本位为基本运作模式的国家制度，必然会继续寻找财富聚积的新途径。

那么，这个新的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公司化。

现在国家的管理架构，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司，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总公司，下设各分子公司，总公司向分子公司注入资金，选派经理，制定一套经营管理制度，通过资本运作，获取利润，这样，民间财富就又源源不断地向总公司流动了。今年两会上提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国家公司化的恶果。

国家公司化，对外，可以获取大额的贸易顺差，对内，可以聚敛巨额的民间资财，从迅速提高国力来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由于公司化同时也要求资本回报率的最大化，也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单纯追求GDP的死胡同，国富民穷的结局，最终必然会导致民间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从而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解决现有的各种矛盾，就必须从国家管理制度的深层次进行思考与研究，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国家过度公司化，这是郡县制的一个现代化的变种，这种陷入官本位和国家本位的搜刮机制越完善，造成的恶果越严重，单纯地通过改革分配制度是无法真正达到平衡国民收入的目的的。这种体制不改变，财富向中央流动的整体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国富民穷的整体趋势也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实行郡县制的几千年中，民间财富无法积聚，造成几千年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为零，直到解放前，广大的中国大地，除了宫殿和庙宇，没有几处像样的房子；除了官道和驿路，没有几条像样的道路。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寥若晨星，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广大人民陷入穷困，无法有尊严地生存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国家公司化的趋势，再一次把中国置入一个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的制度性陷阱中，如果任由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回归到国富民穷的老路，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