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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一个难以忘怀的人,转蒋书丽文:《不敢忘记》

2017-05-05 15:59:46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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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忘记

作者:蒋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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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吴宓日记·续篇》第一、二册(主要记录五十年代的生活),心中不禁枉自揣测起来,倘若没有吴学昭女士在耄耋之年的全力以赴及其个人的影响和地位,我是否有幸能够如此真切地、近距离地接近吴宓先生建国后的凄凉人生?谁都知道,那是一段尘封的岁月;因此谁都不能否认,吴宓在日记中记下的点点滴滴,将是年轻一辈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最好的窗口。
  捧读《吴宓日记》,脑海中不由得浮想起温源宁先生当年对吴宓肖像的精彩描绘,尽管当时及以后吴宓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是那么的恰当贴切:“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面,永生难忘。……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他永远昂首挺胸,脊背竖得笔直,好像是副切割模具。吴先生看上去仿佛就是尊严的本身。”
  可以说,温源宁不是个擅长文字的人,留给世人的也仅就这些人物速写,却没想到他捕捉得如此到位。当年的那些人物小传写于1934年,他与吴宓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共事过几年,然而仅凭他这几年对吴宓的了解,就能如此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由此也可看出吴宓先生当年是多么的特立独行。
  但几十年的风云动荡,也许除了容貌之外,对他那副赤子之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依然那么善良,那么耿直,那么一如既往地坚守着心灵的家园,一如既往地播撒他的爱心和热情。
  且看这段文字:

  命开桂领到西师1955年九月份宓薪一百七十七点五元,又兰薪三十五点八八元;扣除电费零点五三元,房租一点三九元,宓、兰实共领得二百一十一点零六元。当即分配如下,还债二十二元……爱国储蓄十六元,汇助亲友八十三元,连邮汇费共八十五元。兰城中医药、房膳、零用共六十元,陈嫂洗衣一点五元,宓工会会费一点七五元。更预算宓与开桂全月膳食约二十元,所余只五六元,不足宓进城宴聚亲友之用费,本月仍需举债矣!

  这封信中的“兰”,指邹兰芳,吴宓再婚妻子,后病亡。“开桂”,邹兰芳侄子,寄居吴宓家。
  《吴宓日记》里类似的记载很多。在随后的10月25日日记中,除了上述相同项目外,“汇助各方亲友一百一十元”。在当时与普通民众的水平比较看来,吴宓的薪水不低,但将近一半被他用来资助亲友。包括他的好友吴芳吉的遗孤,他几十年如一日慷慨解囊,即便他们已长大成人,更不用说邹兰芳的嫂侄(她的几位哥哥在三反、五反中全被处死)等,都要仰赖吴宓。对于处在困窘中的同事友人,吴宓也是常常施以援手。这样的善举,在他的日记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从清华学堂和吴芳吉同学开始,屈指数来,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吴宓一直没有忘记资助。再看今天,在那些资助贫困学生的名单里,有几个教授们的身影?这可以看出吴宓当年对传统文化中道德操守价值观念的坚守,那也是他的美国导师白璧德先生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以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但历史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代价付得极其沉重。
  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建国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至于□□□□之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类似的言论还有:

  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xB2_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正如温源宁说过的——“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一种坚守。
  因此,不敢忘记。

  (《吴宓日记续编》,一、二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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