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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法官检察官的“辞职潮”?

2017-05-18 13:34:45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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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保障,就是最有效的司法职业保障

——在“司法职业保障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6年12月11日  北京)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    刘桂明

关于司法职业保障,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有关人身安全的职业保障和履职能力的职业保障;第二是有关权利的保障和福利的保障;第三是有关内部的保障和外部的保障,或者就叫院内的保障和院外的保障;第四是有关言论的保障和行为的保障;第五是有关集体的保障和个人的保障。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集体保障。所谓集体保障,就是指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尤其是作为一个单位所应该具备的保障。比如说,近几年在一些地方就发生了不少有关集体保障和个人保障没有做到的情况。几年前,在湖南永州法院,竟然让一个当事人,或者叫所谓的当事人,在一个法官的办公室住了18天!由此可见,法院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单位,不仅法律的尊严都没有了,连必要的职业保障都没有了。那时,该院的法官对那个当事人都已经低声下气了,都已经没有任何职业尊严的意义了。还有就是河南的李怀亮案件,法院竟然要跟被害人签订所谓必须判决被告人无期徒刑以上的保证协议!大家看看,司法尊严也没有了,职业形象的保障也没有了。总而言之,就是司法的职业保障都没有了。如此而来,无论是集体的保障还是单位的保障,现实中基本上都没有了。

  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视角讲讲司法职业保障,即“心”的保障。所谓“心”的保障,就是从法官当律师的视角来谈谈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现在,为什么有不少法官检察官辞职去做律师?我想,除了司法改革的大环境,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一个字——“心”。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的保障没有做到,或者说“心”的保障还不够。所以,现在辞职的大多数法官检察官,用一句歌词完全可以形容他们的心态,叫什么?那就是一首老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可以说,起码我所认识的辞职法官检察官,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们之所以说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是因为他心有不甘、心有不舍。于是,他的心走了,他的心不在这里了。这就说明,我们在体制上机制上,对他们的“心”的保障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心”的保障,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一下三个字上:

  1、潜。所谓“潜“字,是指潜能的发挥。

  任何一个司法人员,他的潜能是否得到发挥?因为人的一生其实最成功的不在于得到地位和金钱,而在于他的潜能是否得到发挥。一个人能否真正实现个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突破,这才是潜能的发挥。任何一个人,或者说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潜能有多大。如果有一种体制、有一个单位、有一个团队,能够让他的潜能得到发挥,他就绝对会死心塌地地在这个地方干下去。所以,我觉得“潜能”的“潜”字,是我们在“心”的保障方面首先要注意的问题。以潜能的发挥来留人,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心“的保障。

  2、钱。我说的金钱的“钱“,就是指薪酬的发放。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福利保障。法官为什么要去做律师?潜能没有得到发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可能体现在金钱的”钱“字上。如果在薪酬的发放上,无法满足不了他基本的生活或者是保障费用,他就有可能要另谋生路而跳槽了。现在,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尤其是生活的压力,比如说购房的压力,比如说买车的压力,比如说孩子上学的压力,所有这些压力,其实都是生活的基本需要。如果我们有一种体制能够基本保证法官有尊严地生活甚至是美好的生活,那就基本可以保证法官的”心“的保障。换句话说,如果在给他的薪酬发放方面能够得到保证,那就说明他的福利保障已经得到保证,他当然就不会考虑我要转移岗位、转换频道。所以,我认为“金钱”的“钱”字,可能是一种更加重要的“心”的保障。

  3、前。这个“前“字,毫无疑问就是指前途的“前”、前景的“前”,也就是要有发展前途,要有成长空间。

  任何一个人的潜能是否得到发挥,就标志着他个人的发展是否能够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突破。马斯洛需求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在解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之后,就是自我实现需求了。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我的天花板大一些,都希望我的前景更好一些,都希望我的前途更远一些。在我们这样一个行政特色比较浓厚的一个体系下,很多人就会追求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这样的位置。无可非议,这可能是一个人生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无论是小目标还是大目标,都是如此。如果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希望还有替代的目标。那么,还能实现什么目标呢?比如在业务上、在职称上,还有没有一个空间,让他有成就感?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法官,可能追求的不是当那个院长,而是当那个法官。因为他们的法官能像刚才陈光中老师所讲的那样,可以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此可见,他的前途就在于尽管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我很有前途,更有前景。

 讲到这里,我就可以总结了。“心”到底是什么?马斯洛的五大需要理论实际上讲的就是“心”,就是安全感、尊严感、归属感,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对一个法官和检察官来讲,尽管我在体制内,拿的钱、获得的薪酬、得到的实惠可能确实比较少,但我更有获得感、更有尊严感、更有荣誉感、更有归属感。

现在,有些法官觉得我在这里没有归属感,我所主导的案件未必是我主导的,我签下大名的名字说是我的名字,但未必是我做出的决定。

  刚才大家发言都讲到了聂树斌案件,我认为聂树斌案件可以作为疑罪从无的经典案例。我们看到在判决书的最后,有一串长长的名字。作为一个被平反的案件,我认为所有的名字都值得历史铭记。可以说,他们每个人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写下了精彩一笔,而在司法文明史上他们又写下了精彩的一页。这是一段美好的人生,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当然,也有人讲了,聂树斌案前面两份判决书最后的法官名字是不是也要追责?同时,也有人认为不一定要追责。这就涉及到刚才何帆法官所介绍的法官履职条例,作为法官和检察官,如何面对,怎样执行,都值得思考与研究。也有法官讲,这样的判决是法官自己做出来的吗?尽管是他的名字,但不一定是他做出来的。所以,一个法官只有能够独立地做出神圣的判决,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前景。人生有前景的地方,就有用武之地,又有薪酬保证和生活保障,还能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这样的地方,他何乐而不为呢?他为何要转移岗位、转换频道呢?

 每个人对金钱的追求只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方面还是潜能的“潜”和前途的“前”的追求。总而言之,这就是“心”的保障。如果“心”的保障能够实现,我想我们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也就可以实现了。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再想我要转移岗位和转换频道,更不会出现法官转换成律师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辞职潮”。

 “辞职潮”本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司法改革以来,有很多优秀的法官转换频道了,华丽转身了。当然,从法律共同体的建设来讲,他们的转换和转移也属正常。因为有流动,才有法律共同体共识的建成。这种流动,对法律共同体来说其实也是好事。但是,对法院和检察院来讲,辛辛苦苦培养一个人才,可能没干多长时间就成了另外一个团队、另外一个系统的人,多多少少有点缺憾。未来如何让这些缺憾少一点,我们的司法职业保障就应该更加强一点。其他方面的加强都很重要,但我认为“心”的加强、“心”的保障,是一个最重要的加强与保障。

 因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平常人是如此,法官检察官也是如此。

链接:中国法学会网站https://www.chinalaw.org.cn/Column/Column_View.aspx?ColumnID=922&InfoID=22373

司法职业保障研讨会顺利举行

时间:2016-12-19 15:15:02    来源: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  

  2016年12月11日,司法职业保障研讨会在北京国二招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和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承办。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联席主任张文显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12月11日,司法职业保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张文显 副会长在致辞中指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是司法职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对于建设公证、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推进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深远性的意义。司法职业保障的目的,是使法官、检察官、律师和相应司法人员的权利得到保障。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遵循权、责、利相适应的原则,要遵循司法规律。

张文显副会长出席会议并致辞

  研讨会分为领导致辞、专家发言、自由讨论和总结讲话四个环节,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朱孝清和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保生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凯原特聘教授、法社会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金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范明志,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副主任高景峰,北京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规划处处长何帆,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怀效锋,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蒋惠岭,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林竹静,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刘桂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沈国明,重庆大学法学院特聘研究员佀化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谢鹏程,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高级顾问杨征宇,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曦等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了精彩的发言。

  研讨会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专家们围绕司法职业保障与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关系、司法职业保障改革落实的情况以及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域外司法职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吕兴焕,法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伟国,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王伟等出席了会议。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干部何蓬向与会专家介绍了美国司法职业保障的考察情况。法治研究所副处长强梅梅,副研究员李鑫鑫、刘灿华、刘金瑞、陈 燕,干部王丽娟、付茂鲁、孙云霄、敖婷婷以及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十几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出席了会议。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Gid=1510170408

【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司法职业保障改革在路上

【副标题】 司法职业保障研讨会述评【作者】 李璐君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分类】 司法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179

【全文】【法宝引证码】 CLI.A.1220968    

  

  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是司法职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完善发展也是提高现代司法质量的重要措施,对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职业制度,推进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深远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健全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做出了周密的部署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将其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四中全会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完善司法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促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司法职业建设和保障相关的文件。

  但现实中,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望与日俱增。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水平的提升,不仅关系到司法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素养与荣誉,更事关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在这种背景下,2016年12月11日,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司法职业保障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朱孝清和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保生教授共同主持,20余位致力于司法改革研究的法学家、法律专家以及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出席。会议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辅助人员的职业保障为中心,从多个角度展开了讨论。一些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也以提交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形式参与了讨论。现就研讨会内容作如下述评。

  一、关于我国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体系是评估一国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关我国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历时性发展,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法制与社会发展》主编张文显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持续探索建立现代司法职业制度,在1982年《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中明确地规定了同级法院的院长、检察长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副检察长、法官、检察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告别了副院长、副检察长、法官、检察官由行政机关任命的历史。从这以后,中国现代司法职业制度的建设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1995年制订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是构建现代司法职业制度的两部非常重要的法律。2001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我国现代司法职业准入制度的基础。200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订,为司法职业保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来,司法职业制度的建设和创新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四中全会后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从职务序列、分类管理、薪酬制度、履职保障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文件多数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或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公布实施,既具有党的政策指导意义,又具有法规效力意义。但是,与现代司法文明的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效率和公信力的期盼,与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人民警察以及司法辅助人员对自身职业保障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我国司法职业保障都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教授指出:根据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设置为四等十二级。但按照过去的规定,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等级主要依据行政职级确定。行政职级高,法官、检察官职务等级相应就高。这种把法官、检察官职务等级和行政职级挂钩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司法职业特点。2015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这一方案对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的适用范围、等级设置、晋升方式、等级比例、审批权限等作出了新的规定,这有利于建立起符合司法职业特点、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单独职务序列。通过职务序列改革确立法官检察官的单独职务序列,符合司法规律和世界通行做法,为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等其他司法改革举措提供了坚实的职级体系基础。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框架意见》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导向:一是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三是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四是完善办案责任制。五是健全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六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七是完善人民警察分类管理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近几年中央出台的有关司法职业保障的文件精神。他指出:2016年7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安排法官和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律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务。《规定》的有效落实,为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规定》对司法人员职责外的事务进行了清晰列举,其中包括招商引资、行政执法、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卫生整治、行风评议。原本这些列举事项都不应该算是法律职责之内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还将这些任务与法官的职业身份联系起来。《规定》的出台为减轻司法人员额外负担,保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树立司法权威提供了依据,有利于进一步落实法官员额制,推动法官专注于执法办案第一要务。此外,何帆处长还指出,在规范法官、检察官责任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出台了《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该意见要求法官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员中法官检察官的比例不低于50%,同时三级法院和检察院都应有相应的代表;任何惩戒决定的做出必须以召开听证会为前提,用准司法的方式进行。过去对法官、检察官的惩处主要依据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得出的结论,现在必须举行听证会,这和法官遴选程序不一样,法官遴选程序一般只进行书面审查,但是惩戒委员会必须用听证会的方式来进行公开的咨询听证,当事法官、检察官可以进行答辩。

  总之,从《法官法》、《检察官法》的制定、修改,到十八大以来相关文件的出台,我国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粗到细、由软到硬、由宏观抽象到微观具体的演变,为深化司法职业保障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关于司法职业保障的若干理论和认识问题

  要制定和实施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职业人员切实需要的保障制度,必须进一步凝聚对司法职业制度的理论共识。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适应司法职业的属性、功能。司法职业保障的实质是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和相应的司法人员的权利保障,只有把职业保障提升到权利保障的高度,才会使相关部门更加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换言之,对待司法职业保障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司法职业人员的权利的态度。同时,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遵循司法规律,与司法规律相一致。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遵循权、责、利相适应、相均衡的原理。

  (一)关于司法职业保障问题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教授指出,想要在理论上解释加强司法职业保障的合理性,首先要理解“职业”。它有五种基本属性:第一,职业的服务不可替代,别人干不了。第二,从事职业的人员必须经过专门训练,要想获得为他人服务的这些技能,需要长期的训练、学习,而非快速上岗或者是三两天入门培训就可以的。第三,履职地位独立,就是司法权独立行使问题。职业人履行其职务的地位必须是独立的,如果不是独立的话,即使再有本事,懂的知识再多,也不敢称为一个职业。第四,高度自律的管理机制,职业不依靠外部、法律及监督来实现管理,其本身有一种内循环,不关注这种内循环,就很难发挥职业的自身特点。第五,群体大于个体。个人在职业里面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要符合职业的特点,但是真正的职业是一个群体的力量。职业的这五个特点、五个本质属性,是我们研究法官、检察官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如何设计的逻辑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指出,对于司法的功能定位是研究司法职业保障问题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它与第一道防线的定位自然就是不同的,正是因为司法这一特殊地位,才对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也正是基于这一定位,人们对司法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司法权力更强大,强调职权与责任并重。否则,司法权力与司法责任之间的对应性就很难建立起来,一方面对司法的要求特别高,另一方面对司法职业的保障又很弱,那就不可能实现司法的功能。当然,如果对司法的要求没那么高,司法职业保障也没有必要那么多,这是肯定的。厘清司法的定位是解决司法部门编制、工资待遇问题的关键。正确定位司法的功能,从国家、社会当前对司法的高要求出发,也就不难解释提高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的必要性。职业风险与职业保障紧密相关。要想让法官、检察官全身心投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业,必须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建设,免去其后顾之忧。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东中西部司法资源差距较大。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沈国明教授指出,包括司法职业保障改革在内的司法改革具有典型“转型改革”的特点。第一,收入高的法官和检察官没有明显感受到工资的大幅度提升,为了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还是有一些政策层面的妥协,使大家都有获得感。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种状况今后会消失。第二,司法机关实施增资以后的效果,就是公安部门、行政部门在司法部门之后,进行了普惠性的待遇提升,这就导致法官检察官增资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觉得吵了这么半天,好像法官、检察官要增加很多,可是公安行政执法类的都悄悄增资了,所以这使得他们的获得感被削弱。但是总体上讲,各项保障措施效果还比较好,队伍也比较稳定。据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司法人员离职118人,和往年基本持平。离职现象不仅存在于司法系统,这与遴选机制的实施没有表现出直接相关性。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范明志认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定位本身并不单纯的是待遇提高问题。因此,用劳动的强度、时间的长短、以及风险性来界定司法人员的职业待遇水平本身就是一个误区。这种认识应从两个层面提高:首先,要把司法职业保障问题提高到一个司法制度的问题来认识,而不是某一群人收入高低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我们的司法制度能够正常有效的运行,能够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这是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的出发点和本质所在。其次,要把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提升为一个宪法问题来认识,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司法制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国家1995年就制订了《法官法》,其中明确规定了法官的职业待遇:法官的工资要每年递增,要建立单独职务序列。但是,这些规定始终在实践中没有落实,最近一轮司法改革才重新强调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法官法》中有关法官待遇落实的义务主体是中组部、财政部、人社部等其他党政机关。而这些机关的职责本身没有义务接受《法官法》的调整。只有将其提升为一个宪法层面的问题,才能统筹社会相关的部门,保证相关的国家机构来执行,否则就不可能在现实中执行下去。在很多国家,法官职业保障、法官退休年龄、法官职位的稳定性都是在宪法里边加以规定。我们不能试图用一个人力资源管理层面的技术解决一个宪法层面的问题,没有看准这个问题的本质将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陈光中先生提出,应该区别对待司法人员与公务员,司法是维护公正的神圣职责,所以司法工作人员在待遇上应当更高,在社会地位上也应更加荣耀,要使他们在生活上有保障、社会地位上有光荣感,需要与提升物质利益结合起来。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则超越制度层面,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对司法职业保障的认识。他提出司法职业保障应当是“心的保障”。所谓“心的保障”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潜”,即司法职业保障制度要考虑司法人员在其岗位上潜能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能够促使工作人员真正实现个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突破,有利于增强法官、检察官对其本职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二个字是“钱”,即以增加物质利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司法职业人员福利的保障。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压力。在薪酬的发放上,司法职业保障水平的衡量应该以能否保证司法职业人员基本的生活或者是相应生活所需的各种福利保障费用为标准。第三个字是“前”,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前途需要得到保障。任何一个人潜能得到发挥,就标志着他个人的能力得到了自我超越、自我突破。在我们这样一个行政特色比较浓厚的国家权力体系下,很多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职业目标是成为副庭长、庭长、院长,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合理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应该让司法职业人员看到自己未来的职业晋升空间,比如在业务上、在职称上有超越现实状态的可能性。例如,有来自检察部门的学者提出建议建立单独的终身荣誉制度。对检察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检察官应该给予崇高的荣誉,将国家层面的终身荣誉制度作为检察官荣誉制度里最高的奖励机制。关键问题在于我国检察官终身荣誉评判机制存在着过杂、过多、过烂等问题,即部门多、奖项多、代表性差、影响力弱、缺乏权威性、严肃性、科学性。我国检察官的终身荣誉制度的建构应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奖励的种类、奖励的等级、奖励的数量、奖励的周期等,保证终身荣誉评定的权威性、终身性、稀缺性、等级性和规范性。人对金钱、对福利的追求只是一方面,有时并不是主要方面,如果使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体系内部有获得感、尊严感、归属感,确保司法职业人员“心的保障”能够实现,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也就实现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法官大量出走,转换成为律师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辞职潮”,从而减少司法机关不必要的人才流失。

  (二)关于员额制改革与司法职业保障

  员额制改革与司法职业保障的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热点论题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高景峰对司法人员员额制改革与司法职业保障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员额制改革与司法责任制改革可以说是司法改革中最顺利的。截止到2016年10月,员额制改革在全国24个省市进行了从省院一直到基层院全面的试点。还有7个省虽然没有开展全面的试点工作,但是已经在该省里面选择了部分法院开始试点。通过这些试点法院对员额制改革的推进,办案质量、办案效率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确实吸引了一批人才。在实践过程当中,因为这四项工作推进的不平衡,使得职业保障的问题没有同步跟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有的综合部门的领导甚至自愿选择离开了领导岗位去办案一线当检察官,这说明分类管理的的确确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到办案一线的目的。但是,随着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的推进,也带来综合部门人员流失的严重问题。办案并不是司法机关工作内容的全部,确实需要有一些综合工作与之相配合。按照司法机关职能划分,级别越高,综合工作量越大、越重要。而综合部门的人才流失,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检察机关的综合工作和整体事业发展。

  随着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的推行,司法机关办案的力度、办案的数量上去了,但由于职业保障待遇没有及时跟进,必然影响到已经入额的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也使没有入额的检察官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待遇更没有着落。分类管理是三种人员、两种待遇,入额的是50%,没有入额的是20%,入额的待遇没有提升,没有入额的也没有提上去,职业保障制度没有及时跟进,因而影响了其他两个改革的推进,侧面印证了四项改革之间非常紧密的关系。

  此外,员额制改革与基层司法职业人员延迟退休问题存在冲突。法官、检察官的成长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法律知识以及司法经验的积累。现行基层法院、检察院退休制度要求法官按照行政级别确定退休年龄,副科45岁退休,正科50岁退休。然而,这个年龄段的法官、检察官正处在事业的黄金期,如果强行要求他们退休,对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都是很大的损失。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有的地方采取了延迟退休措施。而受到员额的限制,一部分年轻的、优秀的入不了额,年龄大的入了额之后又在延迟退休,造成了“出口不畅,入口入不进去”的问题,同样会影响年轻的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的积极性。针对这一问题,有些地方为此设置了“过渡期”,或者对已经任命的法官、检察官规定“消化期”。在过渡期、消化期内,延迟退休的法官、检察官不占员额。有的地方干脆暂缓执行延迟退休,留待以后再说。这实际上是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推进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于司法职业保障的关键问题。

  (三)关于司法责任追究与司法责任豁免

  司法责任追究与司法责任豁免是研讨会的另一个热点。张文显教授以自己对司法责任制的研究为基础提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司法责任制,谨慎启动错案追究制度,如果把司法责任制简单地归结为错案追究,就失去了司法责任制改革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措施。这四项改革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做到司法职业人员权利与责任相匹配,对司法职业人员既要“严管”,也要“厚爱”。陈光中先生则从三个方面深入论证了司法责任制问题,指出正确对待和贯彻司法责任制关系重大,甚至可以说是司法职业保障中最重大的问题,对法官、检察官来说也是最关心的问题。第一,落实司法责任制有其必要性。司法责任制是公权力合法行使的题中之意。有权必有责,这是公权力行使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权的有效行使,以独立为前提,以责任为中心,以利益为保障。具体来讲,司法权行使首先要以司法职业人员独立行使职权为前提,然后才能够要求司法人员对其工作结果负责,同时还要给予司法人员有利于履职的利益作为保障。权、责、利三者的统一才能够真正地把司法责任制贯彻好,才能体现出对司法职业的保障。第二,追究司法人员责任时必须要考虑司法的规律、司法的特殊性。依照司法规律要求司法人员要对案件案件证据做客观中立的判断。在判断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但是不能求全责备,要求每个案件都没有瑕疵,甚至一点错误也都没有。应当承认并容许存在错误发生的可能性。第三,以聂树斌案的追责为例,在对错案追责过程中,一方面应该区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另一方面,错案追责是必须的,既体现一种对错误的承担,同时也是一种司法公正的保证,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体现,但同时要考虑司法规律的特殊性,在追责的过程中必须要慎重。

  司法责任的豁免与司法责任追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不可或缺,需要同等推进落实。因为司法是重要的权力,一方面可能会被滥用、被误用,所以要实行责任追究;另一方面,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很容易会产生纰漏、错案等不良后果。所以,为了保证司法权公正的行使,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必须在一定情况下实行司法责任豁免,这两者只强调一个方面,不强调另外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对此,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朱孝清指出:目前,我国法律中有关于律师和人大代表的免责制度,亦有特殊证人的出庭作证豁免制度,但是司法职业豁免制度现在还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规定。2016年新出台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确认,在对司法人员追责时,需要以司法职业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无重大过错的错案或者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实行责任豁免,不受责任追究。朱孝清进一步阐述了司法可容错性的四个原因:第一,司法认识案件是一种很特殊的认识,对案件真相的调查必然受到证人主观臆断的影响,而通过证据对案件调查也同样是逆向的、间接的,是由现在来认识过去,由结果来认识原因。第二,案件处理受到侦察期限、起诉期限、审判期限等各种法定时效的限制,结案时间具有有限性。第三,有些案件出错不是司法人员出现失误造成的。比如案件的事实证据发生了变化,有些则是法律、司法解释或者刑事政策发生了变化,还有的案件是由于当事人自己的过错,比如因冒名顶替而造成误判。此外,即便在面对同一案件时,不同法官对于同一法律条文,由于采信学说的不同,由此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往往不同,进而产生了差异化的审理结果,这被认为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并没有对错之分。第四,“有案必破”,消灭错案是不符合司法规律的,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如果出了错案,无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都要追究裁判者责任,则会诱发法官展现出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情况下,当法官遇到案件时,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判才能规避自己的风险,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案件的事实和援用的法律,由此就会对司法的独立性造成损害,法官出于对自身责任规避的考量将想方设法将案件提交给庭长、审委会处理,司法的中立性和亲历性也会随之受到侵害。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范明志指出,过分追求案件“有错必究”,不利于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和既判力。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倡导的错案追究制度实际上比西方要求更高一步,我们希望没有冤假错案,但是客观上导致为了杜绝一些不可避免的冤假错案而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就像当前的再审程序面对的问题一样,再审的前提就是为了纠正冤假错案,让每一个案件都是公正的,但是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将导致绝大多数胜诉的当事人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是应当容忍有部分错案的存在,而不是为了纠正部分错案让更多审判结果公正的案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另外,惩戒制度可以借鉴西方经验,考虑以行为为主、结果为辅,因为人的行为可控而结果不可控,所以应当以惩罚办案中的错误行为为主。在认定错案责任时正确处理好上诉、改判与法官惩戒之间的关系。上诉、纠错、改判不得影响法官、检察官的晋升和法官的评价,错误的事实认定,错误的理解和适用法律不应当承担任何司法责任;厘清刑事赔偿责任与司法赔偿责任之间的关系,将刑事赔偿与司法责任要完全区分开来;正确区分错案责任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官惩戒委员会与纪检监察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司法责任机制的时候要解除不正当的捆绑,释放司法制度内部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能量。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林竹静针对检察官职业的特殊性,围绕检察官责任豁免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明确检察官履职的免责事项和限度。要进一步明确界定什么是错案,准确地界定司法过错和司法瑕疵,横向区分不同检察业务类型,细化不同检察主体责任豁免的规定。区分检察官履职司法属性强弱,分别赋予检察官绝对豁免权与相对豁免权的制度设置。二是,因不当履职导致错案发生的,应考虑其在执法时的主观动机,只要其正常履职行为符合法定标准,没有明显的渎职违法,就应该确定其主观上不存在重大错误,也就应当予以豁免。三是,借鉴有关国家对检察官区分绝对豁免和相对豁免的制度设计,在我国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中设置合理履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对于自侦部门检察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采取错误强制措施,导致犯罪嫌疑人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官则负有说明适用该程序合法性的证明义务。四是,明确检察官责任豁免的程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对如何处理检察官违纪行为享有最终决定权。当检察官对纪检监察机构的追责意见不服时,有权向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复议,由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做出最终是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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