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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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国际足联的“推手”

2017-05-23 08:23:42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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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国际足联的“推手”

何家弘

最近,许多朋友见到我,都会祝贺我当选为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委员。有人还问,国际足联是怎么找上你的?他们认为,法学教授与足球很不搭界,能进国际足联,定有幕后推手。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未尽其详。换言之,虽有推手,但我与足球还是有些缘分的。

我自幼喜爱足球,上小学时曾入选校队。“文化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加入“红卫兵”,整天没事干,就经常去踢球。我们那栋住宅楼有几个中学生喜欢足球,就把我们组成“楼队”,跟别人比赛。那时候,有些机关大院或大楼的孩子们会集体“约架”,而我们只是“约赛”,文明多了。1969年,我下乡到“北大荒”,在农场艰苦劳动之余还与连队的“知青”们自力更生地建了一个足球场,并且组织过三个连队知青的足球邀请赛。1977年“返城”之后,我先在建筑公司当了两年水暖工,然后考上人民大学一分校,攻读法律。我们是走读,学习压力很大,只能在上体育课时偶尔踢球。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人大本校的研究生,开始住校,就有了更多踢球的时间。我曾作为法律系足球队的主力参加了1984年和1985年的全校足球赛,并且取得一亚一冠的好成绩。不过,在那次夺冠的关键比赛中,我也亲身经历了一场惟妙惟肖的“假球”。留校任教后,我仍然热衷于业余足球运动,担任了法律系教工足球队的队长,并且在1992年法律系师生共同参加的“首届公正杯”足球赛中以“五场独中八球”的奇迹荣获“最佳运动员”奖(约等于“金靴奖”),成就我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那时,法律系教工队偶尔与外人“约赛”,包括海淀检察院等单位。我还曾作为人民大学教工队的球员参加过海淀区工会组织的足球联赛。2003年初,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客座教授时,应邀参加了城大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大陆学生友谊赛。那是我踢的最后一场球赛!我已年届半百,与年轻人同场竞技,颇感力不从心。在妻子的劝说下,我终于决定“挂靴”,移情羽毛球。不过,我依然会抽空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队的足球比赛,尽管那看球的过程少有乐趣。

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接到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先生的电话。他说,中国足协要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他在简要介绍有关情况之后说,经过考察,他们认为我是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的最佳人选。我对足球是有感情的,就答应了。不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没再听说此事,也就淡忘了。

201511月下旬,我作为“中国作家拉美行”的主讲人访问巴西、古巴和墨西哥。回国后,我发现留守家中的手机里有一条短信:中国足协邀请我作为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参加1216-18日在昆明召开的第十届足协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我对该委员会一无所知,连忙打电话询问。经足协有关部门的领导解说,我才得知大概的情况。这个委员会尚在筹建,目前我还是个“光杆司令”,有关章程和规则也需要协商制定。足协领导希望我通过参加这次大会了解有关情况,以便开展工作。

12月中旬,我到深圳参加了中英联合举办的“法治建设中的立法公开与司法公开研讨会”之后,就飞到昆明,出席了在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举行的足协会员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足球界的会议,颇有些别样的感受。20165月,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足协的蔡振华主席分别向九位委员颁发了聘任书。我们便开始研究起草《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并制定工作计划。说句老实话,这个委员会中有真正的足球专家,例如人称“中超之父”的郎效农副主任,而我是其中最不熟悉足协和联赛的人,需要补课的内容很多。

201611月初,我先到昆明出席了2016年中超联赛颁奖典礼,又在北京参加了2016年中甲联赛颁奖典礼。虽然我在名义上已经走进足球圈,但心里还有圈外人的感觉。在这些活动中,眼前多是半生半熟的面孔,耳边常有似懂非懂的术语。也许,作为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的主任,我就应该站在圈外,做一个寡言少语的旁观者。

201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中国足协综合部主任沈睿女士的电话。她曾担任中国足协规划与法务部的副主任,负责联系我们这个委员会,比较熟悉。她说,国际足联要补选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让各国足协推荐候选人。足协领导认为我比较有竞争力,决定推荐我去参选。她向我解释了此事的意义,并告知有关程序和要求。既然这对中国足协和我个人来说都是好事,而且也不费什么精力,我就答应了。我按照要求提供了个人简历等材料,都是现成的,发个邮件而已。我也知道,推荐离当选还很遥远,首先是亚足联这一关能否通过就很难说。因此,我很快就把此事放到脑后了。

五一节前夕,我与家人在河北山村度假。身边没有电脑,我就偶尔用手机上网,包括查收邮件。我看到一封国际足联的邮件。由于在手机上看邮件很费劲儿,我就只看了大意,得知亚足联已经把我推荐到国际足联,后者要进行资格审查。我想节后回京再做答复。

52日回到北京后,我在电脑上打开积压的邮件,逐一阅读并择要答复。那封邮件是受国际足联委托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的独立调查机构发来的,要我回答一系列问题并提供一些证明材料。该邮件要求我务必在51日前回复。虽然已经过了截止日期,我还是按照要求做了回复,希望此事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怠慢而贻误。不过,事已至此,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听天由命吧。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回复的邮件被退了回来。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我把邮件重新发送一次,但很快就得知发送没有成功。我以重新填写收信人地址的方式再发送一次,结果依旧!正在此时,我又收到了那个调查机构发来的邮件。打开一看,内容是催促我尽快回复,但是把截止日期推迟到54日。我心中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第一,我还没有过期。第二,如果此事耽误了,我也可以向中国足协解释,我及时回复了邮件,但是网络出了问题。我又用不同的方式连续三次发送回复的邮件,结果都是“邮件被对方退回”!

无可奈何,我只好给小沈主任打了电话。她得知有关情况之后,立即给中国足协外事部门打了电话。然后她告诉我,可能是我使用的126邮箱被“屏蔽”了,让我换一个邮箱再试试。为了保险起见,她让我把对方的邮件和我的回复都发给她,必要时她让外事部门代我发给对方。她还告诉我,前几天有国际足联的人向中国足协外事部门要走了我的手机号码,可能是要直接跟我联系。这又暴露了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手机以关机为常态。这都赖谁呢?

我先把邮件发给了小沈,电脑上显示是“发送成功”。看了126邮箱在国内还是畅通的。然后,我找到自己那尘封已久的人大邮箱,操作一番,总算把邮件发了出去。我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邮件被退回的消息,就打电话给小沈,告知邮件发送成功。第二天晚上,我终于收到对方的回复,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

55日傍晚,我在外面跑步后回到家中,正在准备洗澡,手机铃声响了。我一看,是来自瑞士的电话。接通之后,一个男子用英语说,他是国际足联的,想跟我谈谈司法机构候选人的事情。他特别强调,只是随便聊一聊。我们谈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介绍了自己对足球的爱好和一些踢球的经历,担任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情况,以及我自己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感觉,他对我担任检察官的经历和海外讲学的经历很感兴趣。我曾于2006年至2008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副厅长,这几年曾经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挪威、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古巴、墨西哥等国的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他也看到了一些海外媒体对我的报道,包括英国《金融时报》那近一整版的人物专访。他向我介绍了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的情况,特别是道德委员会的情况。我问他,假如当选,这项工作会占用我多少时间,因为我是大学教授,自身工作也是蛮多的。他说,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年也就开一二次会议,除非有特别重大的案件。而且,有些事务可以通过电话来处理。最后,他告诉我,下周二(59日)召开的国际足联理事会将讨论确定候选人,下周四提交国际足联大会选举通过。他说,他相信我下周会得到好消息的。我感觉,他本已了解我的个人情况。也许,他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考察一下我的英语交流能力吧。后来,他给我发来短信,告知他的名字是Mattias Grafstrm,是国际足联的行政总管(Chief of Staff)。

晚饭时我对家人说,我可能真的要去国际足联了。

511日晚,我从学生转发的微信新闻中得知:何家弘当选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四年。

520日,我收到了国际足联秘书长法蒂玛萨穆拉(Fatma Samoura)的来信。他正式通知我当选为道德委员会委员。

看来,我该筹划瑞士苏黎世的行程了。我希望能把它归入我已然确定的今年9月的欧洲之行。那么远的路程,去一次,就尽量多办几件事情。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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