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谈古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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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求孔子真相与《论语》真解

2017-06-01 22:25:38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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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求孔子真相与《论语》真解

 

丁启阵

 


 

作者近期同时出版了两本著作,《孔子真相》与《论语真解》。所谓真相、真解,未必尽如人意。但我的愿望的确如此,即努力描述一个真实可信的孔子,对《论语》作出合乎孔门师徒原意的解读。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孔子生前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多弟子(总数号称三千)从各地各国跋山涉水,投奔到孔子门下;那么多弟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一走数年,十余年,历尽艰险,在所不辞;所到之处,跟诸侯国君、士大夫、民间隐士等各阶层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名闻遐迩;弟子中,从政者有官至宰相、将军的,经商者有成为超级富豪的,教学者有弟子数百、诸侯师事的;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全体守孝三年后,哭泣着相互道别,有走的,也有留下的;有个叫子赣的弟子甚至守墓六年后这才离去。弟子及鲁国人在孔子墓旁造屋定居的有一百多家,因此成村,取名“孔里”;鲁国人世世代代按时到孔子墓前祭扫,儒生们则到孔子墓旁讲谈礼仪,举行乡饮酒、骑射等活动;孔子生前居住的房屋,死后被改为庙宇,收藏孔子生前用过的衣冠琴车,一直到汉朝,不曾中断过。众所周知,汉高祖开始尊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以后,两千余年里,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极力推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嫡系后裔也尽享尊贵爵禄——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开始册封孔子后裔,八世嫡孙孔腾被封为奉祀君,从此以后,孔子嫡系长孙都有世袭的爵位。封号屡次变化,宋至和二年(1055)以后,历经宋金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均称“衍圣公”。

因为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孔子与《论语》一开始就成了人间名利场众目关注的焦点。爱之者,憎之者,信奉者,排斥者,都难免先入为主,饱含情感,满带情绪,很难心平气和、理性客观地进行描述,进行解读,进行阐释。

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里,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孔子,两部截然不同的《论语》。推崇孔子的,称孔子是素王,是圣人,宋朝佚名诗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在唐庚《唐子西文录》中看到后,郑重加以引用;憎恨孔子的,直呼孔子为孔丘、孔老二,为罪魁祸首,李贽借刘谐之口,以“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加以嘲谑。当今,有人把《论语》当作珍贵的精神遗产,列为少年儿童必读书籍;也有人视《论语》为贻害中华民族的大毒草,恨得咬牙切齿。

两种极端的观点,难免落入意气之争的恶循环,研究问题背离客观理性的原则,双方都竭尽夸张之能事,逞口舌之快而已。无益于知往鉴来,古为今用。孔子说:“过犹不及。”

至于遭御用之后种种有目的的涂抹、选择与歪曲,就更不用说了。

大体而言,孔子的本来面目,《论语》的原意,介乎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但是,想要尽可能地接近孔子真相,接近《论语》原意,除了摒弃非褒即贬的派别成见外,实在是需要有一些新方法的。

研究孔子和《论语》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著名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传世著作何止汗牛充栋。初学者很容易为之目眩神迷。但实际上,陈陈相因者众多,自具慧眼者稀少。一句话,关于孔子,关于《论语》,还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完善,还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有待讨论。

大致说来,古代学者因为多是孔子、儒家的信徒,在描述孔子、解读《论语》的时候,采取的是仰视的角度,心怀忐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味颂圣,不敢有所审视,更不敢有所批判。其结果是,字词训诂方面成果较多,而思想反思方面则多付阙如。谨慎有余,创新不足。现当代学者,距离产生视野,产生勇气,但是,古代语言、社会、文化方面,因为修炼不足,往往不(不能)求甚解,似是而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

有人说,孔子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但我们分析《论语》中“民”字的使用情况,发现孔子其实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民”虽然作为役使对象,但也并非残酷、残暴的役使,而对统治者也有相应的爱护、好礼、诚信之类的待民要求。例如,《学而》1.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公冶长》5.16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民”作为管理、统治对象出现,但孔子强调的都是统治者(君子)的职责义务,而非“民”的方面无条件的顺从,服从。例如,《为政》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子路》13.4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无所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雍也》6.30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不就是古汉语版的“为人民服务”吗?

统治者死后,是流芳还是遗臭,由“民”说了算。“民”在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学说中的的地位,岂是“奴隶”“臣民”所能同日而语的!例如,《泰伯》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季氏》16.12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而称之。其斯之谓与?

《论语》开篇《学而》第一章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古以来的解释,都不能冰释我心中疑惑。学了知识或技能,便时常反复练习,岂不是很麻烦,很无聊?有人可能也感觉到了“反复练习”的麻烦与无聊,于是将其修改为:学了知识或技能,便时常反复实践。其实,实践、练习,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无聊成分或许可以减少一点儿,但是,学生哪有那么多实践的时间和机会,还得学许多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呢!有人为了摆脱上述尴尬,把“时”字解释为“按时”,学了知识和技能,按时复习。麻烦、无聊的问题是可以避免了,但快乐还是没有出处。充其量,只能说它学习态度正确,学习方法得当而已。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对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缺乏准确、细致的认识。具体地说,问题出在对“习”这个字(词)的意义缺乏准确、细致的认识。春秋末期,孔子时代,“习”字已经不是只有“鸟数飞也”的本义,它朝前发展,有了“掌握、了解、领悟”的意思。

我这样说,当然是有证据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跟师襄子学琴的故事: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

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丘得其

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已习其曲(旋律)——未得其数(节拍),已习其数——未得其志(内容),已习其志——未得其为人(谁),两两构成对句。显然,“习”、“得”是同义词,都是“掌握、了解、领悟”的意思。《孔子家语·辩乐解》记载了同样的故事,文字略有不同,但“习”字的用法一样。

《学而》,第十章,子禽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家“必闻其政”,“求之与(欤),抑与之与(欤)”,子贡回答他:“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禽跟子贡的这番对话,历来的注家多怀着敬仰之情,尽量将其讲得冠冕堂皇的。有人说,国君施政,在黎民百姓那里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孔子一望可知,无需请求(侦察);有人说,孔子因为具有温良恭俭让等美德,所到之处,人人仰慕,即使是暴戾傲慢之人,在他面前也会情不自禁地不加隐瞒,告诉他实情。

前人的种种解释,跟史实相矛盾:既然孔子这么受人敬慕、欢迎,那他为什么又始终不能得到任用,让他有机会帮着治理国家呢?

对于这个矛盾,朱熹是这样解释的:诸侯国执政者之所以告诉孔子自己国家的政事信息,是出于“秉彝好德之良心”;不任用孔子,是出于“私欲害之”之心。就是说,良心上喜欢孔子,私心上讨厌孔子。这个解释,貌似颇有哲理,其实很不合情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得人心者能生存,可称霸。孔子既然如此广受敬慕,他一定也有振困纾难的手段。何至于周游列国十几年,一无所获,“累累如丧家之狗”呢?

不难想象,各诸侯国为了让自己在残酷的纷争中能够生存、壮大,不被敌国消灭掉,必然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其中,谍战自然是少不了的。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纲常、礼乐治国理念,为了得到诸侯国国君的赏识与任用,不可能不在军政上做一些功课,以求知彼知己,达成目的。事实上,《左传》之类史书中,的确记载了春秋时期不少谍战的故事和谍报人员的事迹。处于险境中的诸侯国,包括政事在内的许多信息,都可能成为招致敌国攻击的祸因,因而需要保密。子贡的“温良恭俭让”,明显是为了消除人们孔子师徒使用间谍手段印象(这会让各诸侯国产生恐惧的)的外交辞令,乾坤挪移术。

鉴于孔子生活时代距今遥远(两千五百多年前)和《论语》字数不多(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目前通行的《论语》版本只有一万两千七百字)这两点,探讨孔子真相和寻求《论语》原意,想要取得新的成绩,如下两个方法有必要加以强调:

首先是,进行准确的语言定位。具体地说,要对孔子时代(包括孔子生前和死后弟子编辑《论语》的时期)的语言,包括字词意思、语法和文法等,进行细致、准确的分析,注意时代、地域上的细微差异。既不能动辄追溯至字词本义、汉语源头,也不能以今代古。相比之下,这一方面古代学者的修养普遍比现当代学者好,有些现当代学者不知道是古汉语修养太差还是刻意求新,在字词、语法的理解上,有信口开河之嫌。例如,有人把“民无信不立”中的“信”(诚实)解释为“信仰”。当然,古人由于对语言的地域差异、古今演变缺乏必要的认识,在训诂上也并非无暇可击。“学而时习之”一直没有人讲对过,就是一例。古代学者的最大问题是视野局限,思想束缚,注意力往往囿于字词训诂,对思想内容的整体把握,有明显欠缺。

其次是,下一番复原语境的功夫。《论语》中,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大多是一两句话,上来就是子曰,缺少必要的上下文和背景信息。言行场景、议论对象、听话者、言行者的心情、说话的语气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研究的结论。复原语境,需要在两方面做功课,一方面,广泛研究与孔子、《论语》同时代及其前后时代的相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发挥想象力,运用文法、情理、逻辑等,对缺失的信息进行补充。发挥想象力这一点上,现当代学者普遍优于古代学者。但是多数学者的语言修养、训诂能力,有待大幅度提高。

两个方法,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主要参考文献

丁启阵《孔子真相》,(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1月。

丁启阵《论语真解》,(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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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阵

音韵学、古代文学研究者,出版过语言学、诗词、历史研究著作十余种,散文随笔集两种。一个混迹高校讲坛的人;一个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一个经常写些带文学色彩文字的人。[联系方式 qizhen@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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