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史上，由于闭关锁国，也遭遇同中国一样的列强侵略，日本的觉醒者也同中国的洋务运动者一样，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师夷之长以制夷”、“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学者的看法。但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教育，学习西方的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改造培养为“独立自尊”的国民。同样也只有教育，才能让大众了解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现代日本人意识。

福泽谕吉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于1835年1月10日出生在大坂的藩邸，年少时居家，常制作手工艺品，换得糊口之资，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一直到了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书；才华渐露，进步神速；后在大坂，拜绪方洪庵为师，研习兰学。18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当时他们把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做“兰学”。1859年，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派遣军舰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福泽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做为一个随员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1861年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随行。这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他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因福泽谕吉参加，却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

1867年，福泽谕吉随幕府的军舰采购再度赴美，考察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

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福泽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福泽谕吉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的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福泽谕吉著作浩瀚，以犀锐的直观论述当时的日本国民热中追求的新知，加上文体平易、内容通俗，字里行间洋溢着侠骨铮铮的气概，使当时饥渴的知识份子如获佳肴甘泉，争相阅读。

到明治15年（1882），福泽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竭尽了领导舆论的天职。时事新报的社论，有下列数种特色：针对当时的国际情势，倡言“东洋政略论”；关于国内政治，主张“官民调和论”；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题，鼓吹“妇人论”等。他撰写这些社论，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一个民权运动理论的领袖，积极推展启蒙运动。他在晚年发表的《福翁自传》和《福翁百话》，可说是他平生的阅历和思想的总结算。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的一个国民，在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激变时期，本乎一己的忠贞与爱国的热忱，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他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不能“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日本必须“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而且“如果老大帝国（中国）与朝鲜锁国自守，将世界共有物据为私有，妨碍人类的幸福、文明的进步的话，为世界的正理公道计，则不得不处置之”。

福泽谕吉在《外交论》中，指出当时国际关系是禽兽相斗相食的关系。文明国为“食者”，半开化国、野蛮国为“被食者”。日本国的外交只有两条路：或者加入“食者”行列，觅食“不文明国”“良饵”；或者与半开化国野蛮国为伍，被“文明国”所吞食。日本必须选择前一条路，成为“亚洲东陲一新的西洋国”。

当然，福泽谕吉也竭力鼓吹了民族沙文主义和尽忠报国皇权主义思想。如“日本国民道德标准，以报国尽忠最为适合”；“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能相容的”；“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仅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的最大的愉快”；“一切东西的意义或价值都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你想利用它的态度和兴趣”；等等。

福泽谕吉的一生，对于日本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以著述教导全体社会；第二，创设学塾，造就人才；第三，创刊新报，普及新知，拥护公论；第四，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民权政治。这些事业，福泽谕吉莫不营运自如，坚持始终。

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症复发，与世长辞，享年68岁。噩耗流传所及，日本全国上下，惋悼这颗巨星的殒落；全国的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一位新思想的先驱，领导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万世。如今日本的万元钞票上。不是国家元首天皇的头像，而是福泽谕吉。

但在中国人眼里，福泽谕吉却不怎么正面。他与伊藤博文，被认为是使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主要对象是中国）的哼哈二将。福泽谕吉认为象中国、朝鲜这样不能很快接受现代文明的国家就应该接受日本的统治；认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种族就是劣等民族。劣等民族就没有生存的权利。而这种思想在现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都有深的影响。福泽谕吉甚至在文章中用“丑类”“胆小鬼”“猪尾儿”“清国佬”“乞食流民”、“乌合草贼”“狂暴土匪”“无知顽冥之辈”等等极尽蔑视词语形容中国人。

1874年日本西乡从道率5艘军舰攻掠台湾，日军上岸后兵分三路向台湾民众进攻。福泽谕吉公然说“诛杀丑类，一个不留”；甲午战争前后，他主张日军“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咽喉”，“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他甚至建议明治天皇“御驾亲征”，鼓动惑日本人“去中国一行”“四百余州何患无建业之地……大则为国权扩张，小则有助于一身荣达”。

1883―1884年，法军攻击越南，甲申中法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听到中国失败消息非常高兴，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声称：“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中国）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分龟裂，为西方数国所分割”。他倾心欣赏法国外交照会《支那帝国分割案》中有关日本的那一段：“惟日本之地，逼迩支那，值今日欧洲诸强国幸运，十余年来，相助为理，功亦甚巨，应拟公举日本为东道主人，今拟分与日本之方便利益，当以台湾全岛、及福建半省之地，此诚当然之论也。且支那当大明时，福建浙江之沿海、日本兵曾侵掠其他，此事历史亦见事实，此次将其旧地，再悬日章之旗，日本君民，当亦心满意足矣”。

1894年10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进行“旅顺大屠城”，杀害2600余中国人。福泽谕吉狂喜，不禁带领学生游行到达日本皇宫，高呼“万岁”。中日甲午战争，他称之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因日方获胜而视为“文明日本对野蛮中国”的胜利，并为此而喜极泪流，鼓吹要将中国“包括到我（日本）文明圈之中”。当台湾因《马关条约》而割让日本时，他发表《台湾永久化的方针》，说“对无知蒙昧之蛮党当尽逐放于境外，殖民地上的一切权力应掌握于日本之手，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本化之方针。”

1878年，福泽谕吉发表主张武力对外扩张的《通俗国权论》：“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的道理只有两条：一是消灭别人，一是为他人所灭”；“促使一国人心奋起、感动全体的最好方法，莫如对外一战”；“敌国外患，乃团结人心，强国立国之本的良药”。在上述“文明论”和“国权论”基础上，1881年，福泽谕吉发表《时事小言》，把对外扩张的抽象主张直指中国。他分析中国局势：“中国人若不引进蒸汽电信之类文明利器则会亡国，而引进之则政府被颠复，二者难免其一”；接着分析日本面临形势任务：“方今东洋诸国中，处于文明中心，作为魁首与西洋诸国抗衡者，舍我日本国民则为谁”？日本自当“争雄东亚”。“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从而达到“支那、朝鲜尽在我文明之中”的目的。……

2008年，日本拓殖大学校长、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新脱亚论》作者渡边利夫教授著文说，日本的历史，特别自开国维新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这段近现代史不预先读懂是不可能理解其中的当代含意的。历史研究是要立足眼前、回顾过去，从中汲取有助于当今时代的指南性的智识；当今的日本酷似日清、日俄战争之前夜。谁是我国的朋友？谁是我国的敌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日本联英联美就能获得幸福，而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联手的时候就遭到不幸。

当读到上述文字，笔者不知道在庙堂上的当权者如何感想；也不知江湖上的平民有如何感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仅是批判是不够的，应该自己有所反思。渡边利夫说“当今的日本酷似日清、日俄战争之前夜”；但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那时侯，福泽谕吉分析中国局势是“中国人若不引进蒸汽电信之类文明利器则会亡国，而引进之则政府被颠复，二者难免其一”；现在，却被中国民间用同样的句式叙说着中国，只不过内容稍有差异而已。

日本钞票上的福泽谕吉，仍敲着中国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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