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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学者、学问与学品

2017-06-19 08:23:42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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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学者、学问与学品

  

   如今社会,知识爆炸,信息发达,名词概念泛滥,专家学者迭出。举目望去,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如过江之鲫,出入大小媒体,行走江湖之间,大言高论,不绝于耳,朝三暮四,不知所云。更还有媒体的帮衬捧场,把学者、大师的方巾帽随意掼来掼去,让人不知所以。在学者的方巾帽下,三教九流,官商学巫,品流甚杂,更有一些曲学阿世、欺世盗名之徒混迹其中。不仅百姓大众常被误导,就是士林中人也难辨真假。在当前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能成为教授、博导的,并非都是学者。反倒是在没有职称学衔的山野逸士中,还可见到一些真正的学问人。社会转型时期,学者有着引导大众是非取向的责任义务,不可以等闲视之。以笔者陋见,大致会有四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

   世人一般以为,学者是具有知识权威的身份象征。实则不然。学者与专家是有所不同的。专家是知识工具,在某件事情上具有常人不备的专门知识,就可称为专家。而学者并不以专门知识为能,其本意是指那些具有学养造诣的读书人,或者说是一种以学术为业,探求知识的生活方式。为学追求的是知识本身,还是知识权威的地位,是真假学者的最大区别。真学者对知识有敬畏之心,懂得知识人生的价值,享受获取知识的快乐,其问题意识产生于知识本身。假学者则是把知识当作商品,出于功利心的需要,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傲慢的,以充当知识英雄为目标,其问题意识产生于权钱市场的需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是道尽了千古学者的人格目标和学术理想。学者孜孜以求的是认知世界,以掌握知识为本事,是在探求真相和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不停奔波的旅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总是摇晃着充满问号的脑袋,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广袤的大千世界,不断提出问题,寻找着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行走,以品味知识为生活乐趣的人生状态。

   学者的知识能力如何,首先体现在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之道,在学,在问。有什么样的学术修为,就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动辄一大堆术语名词,言不及义,故弄玄虚,这是还没有破除名相,学力不逮的表现,还没有能力消化成为常识化的问题意识。学者的问题意识,具有始发性和原创性的知识意义。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实性问题?能不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能不能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是学者的知识能力的体现。只有长期潜心治学,才能具有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既是学养高低的表现,也是学品优劣的考量。

   尽管每个学者研究领域不同,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但对提出问题的真实性要求并无二致。无论有多高的学历、学衔,无论有多少著述,多大名气,只要没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也就算不得是学者了。犹如做文章一样,如果题目都破不了,真伪都搞不准,还能做出什么文章来?社会转型时期,学界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为数不少的一味跟风,做命题文章的学者。东风来了,就论证东风好西风恶;西风来了,就论证西风好东风恶。固然可以领风气之先,有扶摇直上青云之便,但已然失却了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严重者就走到了曲学阿世一途。现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在晚年曾检讨了自己一生治学经历,对在“文革”中参加“梁效”大批判组的失足深表忏悔。当代学者应引以为镜鉴。

   当然,有着真实性的问题意识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把问题真正地讲出来是另一回事儿。学者也是社会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风骨,会遇到许多不由自主的无奈,有不得不“被”的尴尬,讲真话经常是很难的,但还是可以做到不去讲假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老学者深刻检讨了建国以来假话成风对道德文化的毁害,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可以三分真话,七分废话,但绝不能说假话。“宁可失语,不可妄言”,这是学者起码的道德底线。至于有意以伪命题,假问题混淆视听,欺世盗名者,那则是自欺欺人的士林败类了。

   第二,有没有自知之明的知识边界。

   学者以知识为本位,应对知识有敬畏之心,能够准确地估量知识范围,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确定边界的,边界之外再多走一步既是江湖。“学无涯,知有涯”。一个人的毕生学力所及的,只不过是知识沧海中的一粟而已。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识边界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会有僭越的妄言,以无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知识理性的为学态度。西哲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话,自称“我只知道我是无知的”。先哲这些闪耀着知识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对知识的庄敬自重,也是在表达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学而能知之。学者能够清楚自己知识的边界所在,有诚心正意的治学态度,恪守实事求是的本份,才能够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

   社会转型时期,是新旧知识的方生方死之际。一是承载知识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学术和学者的独立立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有言者的顾盼自雄,却也道出了转型社会的世情。二是知识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混乱,颠倒了上智下愚的知识地位。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大言,既道出了对知识的傲慢,也道出了对知识的自卑,反映了社会急剧变动时的十分复杂的心态。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一个学者的学养学品,就看其能否有安分守拙的知识态度。

   要真正认识一位学者的知识学养,固然是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不会说些什么。郭沫若在“大跃进”运动中赋诗颂歌,在“文革”初期向江青面献谀词,“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写诗“愿竭驽骀效策驱”,留下千古笑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宣布自己卫道孔学的文化立场,面对没顶之灾的压力,慨然声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实为后世学人楷模。两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聪明人和老实人的不同:一个是孜孜以求地为领袖充当“文化班头”,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固守自己的知识本份。两人学品的高下,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

   在当前名气就是金钱的市场大潮中,敢于在没有研究的领域夸夸其谈,天下事无所不晓,无所不谈,这是媒体英雄的作为,严肃的学者一般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的。学者对知识具有严谨如仪的态度,有安分守拙的智慧,自会有着为学的诚实和为人的率真。著名历史学者沈志华先生与笔者把酒论学时曾说:“离开冷战史领域,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谓是唯大学者能本色。能够坦诚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性,正是恪守了学者的本份,这是敬畏知识的表现,是学问有道的诚实态度。

   由于知识传承系统的断裂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当下常见有些为学者不知深浅的出格表现。读了几本书,一知半解,敝帚自珍,牛气烘烘地摆出一副傲睨古今的样子,以不世出的学者自居。这只能说明其为学浮躁,根器浅薄,未入品流,观者大可不必在意。学术的积累,有尺寸之功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动辄说自己对前人有多少创新的人,多半是还没有读懂前人。据笔者阅人经验,凡是把自己的学问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谈阔论以让人不知所云为能事的,不是有意自我炒作的狂妄之士,就是不知深浅的轻浮子弟,实不足以论学。

   第三,是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同时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不可能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在于涉猎的学科领域多少,通晓的术语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学者的学问根基,在于其知识结构是否具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是由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决定的,表现为价值标准的一致性。统一性不仅是理论能否彻底,学说能否自洽的逻辑前提,更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性使然。其统一性的时空范围越大,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能够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必然是符合经验常识,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时空,彰显文明,是学问的大道。凡带有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偏私,都是不能一个价值标准贯彻到底的,必然要背离经验常识,制造理论上的吊诡,其价值系统是不稳定的。虽可以有应时的热闹,但一时喧嚣之后,必定是烟消云散。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讲的就是夫子之道内在的价值稳定性。几千年的时空变幻,浪淘尽多少时髦学说,而孔子之学至今仍然在给我们温故知新的知识启迪,可不谓圣乎!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纵圣贤,绝顶聪明,而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当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执着,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学者才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的度量衡的意义。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学理的要求,也是一个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德之不修,虽学有道,其行不远。另一方面,既便是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知识就是浮萍飞絮,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

   学品如人品。学品的高低,人品的真伪,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形成双重人格。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自己享受着锦衣玉食,却向饥寒交迫者进行知足常乐的布道,既便能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非常滑稽的愚人节目。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笔者不敏,对当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实在无力辨别高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却倒也是屡试不爽,经常可以看到在某些冠冕堂皇言语下面的私欲作祟。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系统瓦解,道德体系崩溃,诚信不立,是非混乱,各种腐败现象并发。不乏有以教师爷学者面目出现,靠贩卖仁义道德谋权求财取色的伪君子。相对一般意义上的弄权枉法、假公济私的贪污腐败,那些唱着反腐倡廉的高调,干着男盗女娼勾当的伪善君子的腐化堕落,尤其为人们不耻。凡是以大公无私、奉献自我的高调道德要求他人的,多半是自己还没有建立起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名利兼收的城府更不可测,贪财渔色的欲壑更难填平。据说有位以鼓吹“三个代表”闻名全国的著名学者官员,对外讲话撰文俱是义正严词,然而对内却执政能力不强,让二奶抱着孩子公开打到单位上来,被人们戏称为“四个代表”——再加上包二奶的官员代表。这一类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欺世盗名的学术骗子,对社会道德基础的毁坏,远胜过鸡鸣狗盗的窃贼、明火执仗的强盗。

   第四,是否具有专业化的知识水准。

对学者的学术价值的认识,并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贡献。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正如朱熹所说:“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在知识精英化的文化时代,学界的学术传承有序,知识层次分明,学业标准清晰。而今的学界,先是文化刨根的革命,继之市场大潮的冲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加之以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再难担得起“继往开来”四字了。取而代之的是急功近利的风气盛极一时。“述而不作”者鲜有罕见,“作而不述”者比比皆是。能写书而不读书的,有网上功夫而无读书功夫的,也是不乏其人。虽然著书立说的多不胜数,低端产品评定了职称,高端产品成就了策士,但国家的文化实力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是不断下降的趋势。

   知识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其价值是很难量化的。而学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判断不出学术活动的质量高低,甚至经常把创新当成异端,必然是以数量多少作为评价标准,造成知识的平质化和劣质化。互联网时代,要拼凑出个“著作等身”的大师来,并非难事,粗通文墨者就可以做到。而那些整理年谱、注释著作、编选资料、修订校勘等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基础建设工作,没有辨伪存真的学术功底,却是做不来也做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扎实的资料书籍,对学术界的贡献,要远比一般著作大得多,也长远的多。但在现行评价体系上,往往拿不上台面。当前,虽然坊间新版书籍汗牛充栋,但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屈指可数,知识含量的差异更是判若云泥。有些书的出版之日,也就是它的寿限之期。包括一些小有名气的写手级教授、博士级官员、老板级博导,如果论起学问底子,多是几本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如果略微留心一下,从大众媒体到官方行文,从学习文件到名人讲坛,经常可以看出一些常识性错误、知识性硬伤和贻笑大方的逻辑混乱。这是一种既缺乏知识积累,又缺乏知识创新的低水平轮回状态。而要打破这种低水平轮回,就是要实现知识活动的专业化。对此,学者是责无旁贷的。

   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权力缺乏适当的定位,社会分工不清,行业标准混乱,知识活动缺乏独立性,学界中名实不符的情况是一种常态。在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下,确立不起同行评议的权威,知识不能自由结合,只有知识个体,没有知识群体。由于专业标准的被行政化,盛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无良学者、学术忽悠。在专家教授名下,并不是都能达到社会行业标准的知识水准,还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只是有本单位利益博弈的意义。并不乏一些只有职称意义,没有知识价值的教授、博导。学者的知识能力,是潜心治学的成就。靠包装的学者,一定是水货。被圈养的学问,一定是糟糠。相对那些言不由衷的御用学者的黄腔走板,倒是网络上的一些民间逸民野老,还有些真才实学的言论,有些实实在在的治学功夫。

   专业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分工,完善职业分途,促进社会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建设现代国家的要求,也是社会转型时期消解一元化专制权力的知识力量。现在社会上缺的不是高级职称,而是真正具有专业化的职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缺乏专业化标准的市场化,会把每个消费者都逼成半个专家。购买房子要成为地产专家,装修房子要成为建材专家,去医院看病要成为医学专家,到商场买食品要成为营养专家,到法庭打官司要成为法律专家……。不然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消费陷阱在等着你。学者是社会上专业化知识程度最高的人,应能以自己的学识教养引导社会,为提高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水准,树立身体力行的表率。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者的学问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虚名大于实学,看不出其学问的渊源路数,要么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要么就是会乾坤大挪移的功夫,其知识的可信度就是大可存疑的。就学有所本而言,读书为学业根基。学者一般都会有读书札记、学术书评,可以见其读书功夫的深浅。就渊源有自而言,要涉猎某门学问,一般都得做过读书报告、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学科综述一类的入门基础工作,才有得窥门径的可能。具体到每个学科专业,基本功的要求各有不同。如治西学的需要翻译文本,治历史的需要掌握史料,治经济的需要数学工具等等。而要达到“术业有专攻”的程度,要能获得专业的话语权,是需要做大量的读书和研究工作的,绝非朝夕之功。功夫不到,学识不达,术业不明,话语权的份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知识引导社会,是通过学者的专业化知识来实现的。学者的专业化知识背景的厚重轻薄,决定了其知识话语权的大小多少。历史的经验表明,以一知半解的主义图解真实性问题,以不完整的知识误导社会民众,后果会是很严重的。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知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为例。社会转型时期,当代历史有一个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蝉蜕过程,社会的关注度很高。当前,坊间每年出版的相关书籍是车载斗量,但裨贩之作居多,真正有学术份量的屈指可数。当代历史具有文过饰非的习性,寻求历史真相的工作是艰难的。治学者不仅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史料,依据第一手资料做研究工作,还要有驾驭史料的能力。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发掘历史真相,需要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完备的研究方法。比如解读原始文献,需要了解不同版本的文本差异,认识产生这些差异的时代因素;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需要考察他的前后言行的矛盾处,分析导致这些矛盾的不同语境;解读档案文本资料,需要参证当事人的口述回忆,读出无字处的文章。在同样的资料条件下,重建历史现场的水平高低,这就是研究者的学力和学养的问题了。大致而言,要做过学术综述方面的工作,有史料学、版本学和史实考证的学术训练,做过口述史的研究和采访调查,做过对人物、事件的专题研究,做过具体个案的微观研究,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梳理,做过思想史、概念史方面的工作,做过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探讨……。进行这些学术工作,并不是说都要有专精的研究,而是指研究者的历史感知能力的培养,从事研究应有的知识结构的完备程度而言。研究者的学术训练越全面,专业知识结构越完整,越能有论史的分寸感,越能接近历史真相,复原出的历史场景就越清晰。不会简单地被历史的文过饰非所迷惑,不会轻率地陷入宏大叙事的历史空洞之中,能够形成自己的历史叙述风格。当代史研究如此,其他学科也应是大同小异。

   社会转型时期,世道浇漓,学风不振,需要寻真向善的知识力量。学者能够格守自己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知识本份,保持诚心正意的学问态度,确立是非善恶的道德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奉行专业主义的政策,这既是社会转型对善知识的要求,也是学者们的立身之道。为学者能不细察乎?!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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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柯

行走废都,不自由教书匠一枚,喜读书,不求甚解;好旅游,行走有限;偶及写作,笔力不迨。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过作品,个人的教育随笔集《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入选《新京报》2015年儿童教育类“十大好书”,主编各类读物40多种。关注文化、历史、思想、宗教、教育、社会现象等。 QQ:1186226645 分享美好,多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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