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凤凰卫视的一些节目，像《非常男女》等等很容易受到仿效，但要做到跟《时事开讲》一样的节目，还是很难。您也曾说过，期待中国媒体有类似的竞争存在。

曹景行：我指的竞争不在于形式，而是你能按自己的想法，把个人对新闻事件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个体制只有凤凰卫视可以适用。而有些主持人想表达，往往受到体制的局限，不可能马上或全部表达。我们在凤凰卫视做评论，不需要请示谁，不受审查，甚至也不用开会，就是靠自己挑选材料、自己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可能有凤凰的评论。

《时事开讲》的成功有很多偶然性，但又有它的必然性。凤凰的新闻是给一个形势推着走的，凤凰最早接触新闻是1997年的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两件事，到1999年5月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是对凤凰的又一次推动。人们发现凤凰对突发事件有了比较独家的报道形式——独家报道、直播加现场即时新闻分析。

《时事开讲》诞生时，观众对新闻的需求特别强烈，以前我们都以为，电视要拍得好看，要有趣有画面感，没想到一个老头深夜里讲新闻也有人要看，而且收视率很好，观众层次也高——这些发展完全是出乎我们预料的，这就跟新闻本身的特质一样。

记者：您常说“遥控器”和“五毛钱”理论，如果节目报纸不好看，观众和读者随时可以使用遥控器换台、或者不掏出“五毛钱”买报纸。有调查说，现在的电视观众在每个频道上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4秒，您觉得现在的观众是很难控制的吗？

曹景行：不要责怪观众，观众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观众，为什么会看电视？是要看那些很闷的东西吗？不是。我想，不管是读者还是观众，需要的一定是“重要的”、“有趣的”、“能给予某种满足、减轻疲劳”的东西，媒体必须满足其中之一，才能可能获得关注。

怎么去找观众的需求，既有你对观众的把握和引导，也有运气，比如《百家讲坛》的出现，就正符合观众的需求。如果《时事开讲》不是1999年，而是今天才出来，或者我再开一档相同的节目，谁也不能预知结果怎样。我一直觉得，在媒体行业没有谁是权威，也没有一个经验是可以全盘复制和拷贝的，就算是一位策划过无数成功栏目的人，也很难保证他的经验就代表成功。

电视媒体是老百姓接触得最多的一个媒体手段，所以它有非常多元化的需求。在这个行业，你就要适应一个规律：失败的几率高于成功，而且，也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赢利模式，电视是很一个很含糊和偶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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