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942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1000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1942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1942年10月10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1942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1943年1月11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Elliott）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产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党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产党接近，美国接近共产党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产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1944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6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45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60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8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1943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10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33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5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党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50万共产党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8月23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9月6日到达重庆。9月12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9月13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9月18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9月19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58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9月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10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10月18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10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10月20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10月31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