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的消费话语体系中，“副教授”、“换妻”、“聚众淫乱”的文字组合足够吸引眼球，所以南京马晓海副教授被以“聚众淫乱罪”起诉后马上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这丝毫不令人意外，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聚众淫乱罪”背后的逻辑与常识。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永恒主题。二者既有联系，又明确的区别：法律不是道德。前者是制度范畴，后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权利和义务，而道德强调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法律由国家强制力实施，道德却深藏于人的内心。一位著名的律师对我这样简单的概括：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违反法律的必不容于道德，而有损道德的却不一定都违法。

法律是用来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当一个人的行为伤害或者影响了其他集体或者个人，此时需要法律对其进行惩罚。在此案中，凭心而论，马晓海和他的“同道”们在私人空间行私密之事，他们影响到谁了、又伤害到谁了呢？我看不出他们的行为与近日发生的“四川南溪县男子在家中下载观看淫秽物品被处罚3000元”一事有何本质不同，他们没有影响和伤害到任何人。

也有人拿“社会道德”说事，说“换偶”者的行为破坏了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道德。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逻辑混乱：如果在没有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下影响了社会道德，需要用《刑法》来惩治吗？我们平时津津乐道的“道德法庭”和“舆论批评”又到哪里去了？换个角度说，别太低估了中国人民，我们是那么容易就被“影响”的吗？我们看到那么多落马高官包二奶、养女明星、写艳情日记、定玩女人年度计划……一个比一个花哨，却没有一个因为“聚众淫乱”落马，我们老百姓不是照样安分守己的过日子？

四川一事中警方在撤销对杨化军的处罚并退还3000元罚款后，南溪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还登门致歉，而现在发生在南京的“聚众淫乱”案不知结果如何。

再谈谈有关“常识”。自唐朝以降，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性的认识总体上是越来越保守了，直到近现代基本达到“谈性色变”的地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性”的同义词包括“低级趣味”、“流氓”、“无耻”、“不可告人”甚至“罪恶”。于是我们羞于谈“性”、耻于谈“性”，尽管我们心里都明白，谁都离不开这事。而且我们最终遗憾的发现，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不老实的，往往是那些要求我们恪守清规戒律的人们。总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特殊的意识形态下强加在“性”之上的，和“性”的本意毫无关系。“性”和我们生活中的吃饭、喝水、睡觉甚至看电视一样，都是生活自然的组成部分，仅此而已。

 “性”是如此敏感，那么“换偶”在人们眼中成为洪水猛兽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对于一些少数族群的性取向，我们都有一个逐渐理解接受的过程。比如说同性恋，在30年之前简直是禁忌，到今天我们也会去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某些方面兴趣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而且他们的兴趣与方式没有影响和伤害你。你不必视之为怪物、为异类，必欲除之而后快，果如是，只能说明你自己缺少最基本的宽容和民主素养。

有些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会毫无思考的相信它天经地义的正确，而不去思考究竟正确与否。这样盲目遵从的观念，不必反对，有时候即便只是拿出来讨论也是不被允许的，也会被很多人辱骂或者唾弃，比如同性恋、比如换妻。我们质疑以《刑法》惩罚“换偶”并不意味着支持它、鼓励它或者也要去尝试它，这是国人另外一个普遍的二元化思维模式：不是赞成就是反对，如果你为它辩护，就是它的支持者。希望总有一天大多数公民都能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在不影响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应允许“不同”的存在，这些“不同”可能高尚也可能低俗，也许你不喜欢他们，也许你很讨厌他们，你可以谴责、可以抨击、可以退避三舍、更可以洁身自好。但不管怎样，你都要尊重他们存在的权利，你无权消灭他们。

也许根据现行的法律条文，马晓海会受到《刑法》的处罚，但是不管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此案都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社会主义法制是个逐渐完善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从流氓罪到聚众淫乱罪，都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有针对性的法律设置，然而距离上一次的《刑法》修正13年过去了，是否应该根据当今中国社会的特点进行修订值得立法者参考。对于每一个公民，这是一个理顺逻辑和回归常识的过程，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少一点生物应激性似的激动和愤怒，生活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