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领袖王阳明的圣狂

刘梦溪

      李卓吾的思想和明朝的心学领袖王阳明有直接渊源，王学后劲很多都是他的朋友。王阳明提出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主张，对李贽影响极大，李的著作中此类言论随处可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孔子思想就被奉为圭臬，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历来狂客的所谓“狂言”，大都涉及对儒家权威地位的置疑。王阳明、李卓吾如此，李白、阮籍、嵇康亦复如此。李白示“狂”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前面举证过了。嵇康的名言则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过他们所置疑的不是原孔子和孔子的原思想，而是后来附加在孔子头上的放大的光环，以及从孔子思想中“支离”出来的部分。因此李卓吾和王阳明之所为，都是要还原真孔子，并不是简单的“非圣”。相反，李卓吾认为“圣人能医狂病”，“圣”可以“息狂”，惟圣人能够做到“爱其狂，思其狂” ，能够称狂者为“善人”。

王阳明不用说更纯粹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狂之圣者”和“圣之狂者”。阳明的思想向有“三变”、“四变”及“五溺”之说，要之是少年时期“驰骋于词章”，随后出入于佛道二氏，然后“居夷处困”，最后豁然开朗由悟道而入于圣学之域（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吴光等点校《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5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而入于圣域的标志，是“致良知”学说的发明和建构完成。令人讶异的是，当阳明子入于圣境之后，对“狂”的义涵又赋予了新解。他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年谱》三，《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287页》）这番话是嘉靖二年二月阳明子五十二岁时和弟子们讲的。《明儒学案》的记载，文字稍有异同，作“门人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中华书局版《明儒学案》上册第216页）。毫无疑问，此时之阳明子已完全进入圣境，但他不仅不排拒“狂”，不摈弃“狂”，反而视“狂”与“圣”为一体，甚至把“狂”视为成圣的必要条件。所以他说到南都之后“才做得个狂者胸次”。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拥有了狂者的胸怀和雅量，才有可能成为圣人。显然阳明子和李卓吾等明儒对“狂”的诠解，把“狂”的道德境界和义理品阶大大提升了，变成与孔、孟相继而不相同的儒圣和儒狂的思想。

孔子对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态度原极分明，传统的解释，特别是孟子的解释，中行为第一，狂为第二，狷为第三，乡愿第四。也可以把狂和狷合而为第二。孔子对乡愿的深恶痛绝已见之“德之贼”的四字恶评，后来的儒者对此均无异词。孟子解“乡愿”义最切，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尽心》下）意即这种乡愿的人，你要非议他，却举不出证据，想骂他一顿，也不知从何骂起。他不过是与庸俗的社会现象和习惯同流合污而已。看上去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行为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廉洁的地方。这样的人有谁不喜欢呢。他自己因此也以一贯正确自居。但是很可惜，这种乡愿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圣人。至于不能入于圣的理由，王阳明讲的非常清楚，认为此种人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他的心已经破坏殆尽，所以不能与人尧、舜之道。可是“狂者”呢？阳明子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287至1288页》）

此可知“狂狷”和“乡愿”是“四品”中完全对立的两极。狂可以入圣，可以让“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如同凤凰翱翔于高空，一念之间即可实现超越。所谓入于圣域，就是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既然如此，那么“四品”的排序，“中行”还能够居诸品之冠吗？难道不应该将位置让位给“狂”吗？其实最有可能与“乡愿”同流合污的恰恰是“中行”。孔子慨叹“中行”的“不得而与”，是求之不得，还是“中行”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范畴，不容易和人类的生命体发生稳定的连接？也许“中行”只是一个假设的状态，是孔子希望的道德理想，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所以孔子游走周遭，终于不曾遇到这类人物。最后在陈国，出于不得已，发为慨叹说：“回去罢，回去罢，我的那些学生虽然狂简，但都很有文采，想办法施之以教，不愁他们没有作为。”（《公冶长》）然则孔子已然改弦更张，不再寻找“中行”之人，而将把目光投向了狂狷之士？其实孔门弟子中有一个叫曾皙的，也就是那个不好好回答老师的问题，却一个人在一旁鼓瑟的“点”。他的这个独特的举动，构成了“点也狂”的典故的来源。但孔子似乎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吾党之小子狂简”里面，大约一定包括“点”这个特长生吧。

宋代大儒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也都注意到了“点也狂”的问题，但程朱对“狂”的态度，如前所说，很少作正面评价。对《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点”即曾皙的表现，明道（程颢，大程子）的评价是：“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谓狂矣。”（《程氏遗书》“明道先生语”二）这依据的是孟子给定的“狂”的定义，即言论行为都不稍假掩饰，既不以行掩盖言，也不以言掩盖行。前引李卓吾论狂，已及此义。伊川（程颐，小程子）则说：“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程氏外书》卷三）但伊川认为“点”的独特之处，是了解孔子心里的想法，即明白“圣人之志”。然则“圣人”何志？子路、冉求回答孔子问志，都关乎一个国家如何强国富民，公西赤则愿意当外交场合的一个小司仪。只有曾点表示，自己“异乎三子者之撰”，他喜欢在阳春三月，和一群友人带着孩子们，在沂水边沐浴，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唱歌。曾点所讲，正好与老师的想法闇合，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

程朱虽然看到了“点”的狂，但对“狂”和“圣”的正面连接，似乎无所见。他们秉持的是《尚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书》“多方”）的思想，认为狂圣无法合一。王阳明就不同了，对《论语》此章有另外的解说——

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传习录》下）

阳明子对曾点的“狂态”极尽赞美之能事，且对小程子的态度作了一个带有微讽的假设，此可见见宋学和王学的异同所在。

     而当明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和门弟子共度中秋的时刻，他写了《月夜二首》，其第二首又颇及“点也狂”的本事，兹特抄录出来供读者赏观。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王阳明全集》上册第787页）

诗的头两句交代时地人背景，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此次中秋宴聚有百余名友朋和门弟子参加，在浙江绍兴乡下天泉桥的的碧霞池上，当时阳明五十三岁，平生难得之盛。第三四句自叙怀抱。五六句对朱子的学理表示置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为学的过程过于繁琐支离上。当年朱陆鹅湖之会，陆九渊所示诗中便有“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之句，阳明显然是借用鹅湖之典。最后两句“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是为全诗的点睛，赞美“点之狂”深获他的胸襟怀抱。

因此阳明子不愧为“圣狂”的典范。行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陈寅恪先生1929年给北大历史系同学的赠诗，其中有“天生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句，可为阳明的“圣狂”立一注脚。

                                                                                                                  载《读书》2010年第4期。